朱永嘉：对《炎黄》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批驳

我订阅的《炎黄春秋》第二期刚到，看到刊首有一个叫作“一家言”的栏目，本期刊载了二篇文章。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再思考”，作者是应克复，文末注明作者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第二篇文章的题目为“处理社会关系的新思路”，作者胡德平，他是胡耀邦的儿子。这二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是互相呼应的，既然你们提出这个再思考的议题，那我也只能再认真地思考一下。

所谓的再思考，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和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正面挑战。第一篇文章的第一个小标题为“‘阶级国家’与‘阶级专政’在现实中是一种虚幻”，他的主旨是否认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机器不存在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文章中公然宣称：“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作为一种公器不容某个集团永久占有，各阶级、各集团可以通过组织政党，通过兢选，攫取有限的国家权力。那种把近代以来的西方国家说成是资产阶级专政，是难以服人的。”第二个小标题是“无产阶级专政对象(客体)的非科学性”。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明确的专政对象，理由是地主、资产阶级被剥夺生产资料以后便不存在了，故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明确的客体对象，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所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不能成立。第三个标题是“剥夺资本，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其合理性不能成立”。他立论的根据，一是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否认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和掠夺，认为资本是投资风险的承担者，生产经营的管理者，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代表，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因此剥夺资产阶级的资本，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是不合理的，认为资本主义精神不是什么“唯利是图”，而是马克斯·韦伯所言：“诚信、勤俭、敬业、守法，他们为上帝而积叠财富，在临终之际往往将巨额财产捐献给教会或慈善机构，他们为事业而生存，不是为生存而经营事业。”第四个小标题是“多数人可以对少数人专政?”即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人对少数人专政这个理论前提不能成立，他认为在民主制度下，少数派应受到保护，因为多数不一定正确，先知先觉者总是少数，因此“保护少数”与“多数决定”同样重要。第五个小标题是“无产阶级专政是临时的革命措施还是长远的制度安排?”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估计是错误的，更不能由此而演化为无限期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应该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社会转变为以公民权利为中心的社会。他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为了要建一个以西方普世价值为标准的“公民社会”，这就是全文的最终主旨。这“一家之言”究竟是哪一家啊?是耶?非耶?值得我们认真思考，这儿先放一放，慢慢再来讨论。

这个“一家言”栏目的第二篇文章是胡德平“处理社会关系的新思路”，其实就是他在广东大梅沙论坛讲话转过来的，那篇讲话的题目是“人民民主专政应受法律的约束”，现在只是题目换了一下，思路没有变。文章中有那么几句比较典型的话，他说：“我们的宪法和法律还能像列宁说得那样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到头来只能使一部分人民受另一部分人民专政，全民也会受到自己专政的迫害。”这里有一个明显的问题，能够约束我们宪法和法律的“法律”究竟是哪家的“法律”，宪法是最高法，是母法，其他法律条文都是子法，那么这个居于宪法之上的法律又是什么法律呢?他根据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得出法律不再在人与人之间划分阶级，法是对全民而言，对所有公民而言，那我们的国家应是全民国家，我们的社会应是公民社会了，所以他反对王绍光那篇文章中讲的“我国现在仍然处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主线索”的观点，胡德平认为这种观点使他联想到的仍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线索。故胡文与应文在基本思路上是一致的，他们要取消“专政”二个字，要建立的是不承认有阶级区分的公民社会。

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10月4日“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中，对于不同意见，“我主张采取辩论的方法，面对面，不要背靠背，好好辩论辩论，真理就是辩出来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问题，是一个带有根本性原则的问题，当然应该辩论清楚。这两篇“一家之言”的文章之思想锋芒很清晰，不仅仅是对着王绍光那篇文章，实际上是对着邓小平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的题目便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原则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坚持其他三条原则的根本保障。在整个八九十年代，如果查一下《邓小平文选》的第二卷和第三卷及《邓小平年谱》，邓小平对此在各种不同场合反反复复地讲了几十次，在个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是始终不渝坚持到底的。1992年邓小平八十八岁，在那年的一月十八日到二月二十一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时的讲话要点，二月二十八日中央第二号文件下发。他强调党的基本路线的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以经济工作为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是坚持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都是为一个中心服务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障社会主义的方向，改革开放是为了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发展经济这个中心服务。这两个基本点缺少任何一方，那么发展经济这个中心任务就得不到保障了，而党的坚强而正确的领导，是实现一个中心与二个基本点的火车头。反对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便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与之相连的也必然否定社会主义的方向，否定党的领导，否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那么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把国家的经济政策建立在“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这在观念上便是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指导下的完全市场化、彻底私有化、普遍自由化，取消对国际金融资本的一切限制，其结果是放弃国营经济，取消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经济的任何掌控，那么不受任何限制地无限放大资产阶级法权，只能导致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法西斯的资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官僚资本与国际金融资本对中华民族的专政，使国家分裂，内乱不断，霸权主义可以在中国肆无忌惮地任意横行，其结果是中国重新回到比过去半殖民地更加悲惨的地位。今天北非的利比亚、中东的伊拉克、叙利亚和阿富汗就是一面很好的镜子，那会使中华民族重新陷于万分苦难，不知何日再能翻身得解放的境地。故《炎黄春秋》今年第二期开卷的二篇文章挑战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观念，实际上是对党基本路线的挑战，也是对邓小平理论的挑战，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挑战。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它是由如何正确认识阶级与国家这个问题衍生而来的，为了正本清源，我们还得从阶级与国家的关系这个老问题说起。国家机构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机构是否定如应克复所言超越于各个阶级或集团之上的东西?1919年7月11日，列宁作过一篇题目为“论国家”的演讲，他简单明白地把国家形态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问题作了清晰的阐述。关于国家的形态，列宁说：

“国家一直是从社会中分化出来的一种机构，一直是由一批专门从事管理、几乎专门从事管理或主要从事管理的人组成的。人分为被管理者和专门的管理者，后者居于社会之上，称为统治者，称为国家代表。(朱注：孟子将其概括为社会分工的产物，即劳心与劳力的区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这里统治者劳心，被统治者劳力，由被统治者供养统治者，统治者吃用都是由被统治者供养，并认为这是天下之通义。这是孟子对国家管理人员的理解，与列宁的概括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个机构，这个管理别人的集团，总是把持着一定的强制机构，实力机构，不管这种加之于人的暴力表现为原始时代的棍棒，或是奴隶制时代较为完善的武器，或是中世纪出现的火器，或是完全根据现代最新技术造成的二十世纪的奇妙武器，反正都是一样。使用暴力的手段可以改变，但是只要国家存在，每个社会就总有一个集团进行管理，发号施令，实行统治，并且为了维持政权而把实力强制机构、暴力机构、适合于每个时代的技术水平的武器把持在自己手中。”

简单概括列宁的这一段话，就是说明国家是一个拥有强制手段不再从事生产劳动而专门从事国事管理的统治集团，这个集团是食于人者，即由生产者来供养的人群。而各个时代的社会属性又决定了国家的属性。在阶级社会，国家只能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统治的机器。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是否就成为社会的公器了呢?列宁在演说中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说：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在民主共和国特别是像瑞士或美国那样一些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国里，国家究竟是人民意志的表现、全民决定的总汇、民族意志的表现等等，还是使本国资本家能够维持其对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统治的机器?这就是目前世界各国政治争论所围绕着的基本问题。”

所以我说，应克复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是过去早就存在，并已有明确答案的问题。列宁在演说中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列宁说：

“国家的统治形式可以各不相同：在有这种形式的地方，资本就用这种方式表现它的力量，在有另一种形式的地方，资本又用另一种方式表现它的力量，但实质上政权总是操在资本手里，不管权利有没有资格限制或其他限制，不管是不是民主共和国，反正都是一样，而且共和国愈民主，资本主义的这种统治就愈厉害，愈无耻。北美合众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共和国之一，可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凡是在1905年以后到过那里的人大概都知道)，资本权力即一小撮亿万富翁统治整个社会的权力表现得如此横蛮，采用贿赂手段如此明目张胆。资本既然存在，也就统治着整个社会，所以任何民主共和制、任何选举制度都不会改变事情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