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丹阳：忘战必危，日本军国主义是怎样炼成的？

当一个民族面临着致命的巨祸与灾殃，通常会踏上四种道路：其一，冥顽不灵，坐而待亡；其二，革故鼎新，励精图治；其三，依附貔虎，苟延残喘；其四，寇掠他国，转嫁危机。

毫无疑问，日本选择了最为自私自利、以邻为壑的方式——图霸东亚！

然而，“法西斯理论”中所倡导的教义毕竟是少数野心家的精神奢侈品，它若想在基层大众中生根，还需要两大养料：普遍性的仇恨情绪与一杆看似正义的旗帜。

日本社会从来不乏点燃怒火的种子。正如昭和维新运动中的青年代们表所说：“我们必须首先指出作为国家核心的执政者们的重大责任。”“他们无视自己的职责，在施行国策中缺乏雄心，毫无振兴大和民族的根本精神，只是醉心于谋取政权、财物，上瞒天皇，下欺百姓，政局汹汹，腐败已极。”“社会即将沉于污秽的深渊，高级当政者的悖德行为，政党的腐败，资本家不顾大众利益，华族不考虑国家将来，宣传机关导致国民思想的颓废，农村凋敝，失业，不景气，各种思想派别组织的活动，糜烂文化的抬头，学生的缺乏爱国心，官吏的明哲保身主义等等。”①

的确，在举世瞩目的“米骚动”以后，日本的政党愈发行径丑恶，纷纷以夺得政权为目的进行排斥异己，造成政界和社会的纷扰不安，形成了党贼；财团贪得无厌，操纵金融与市场，罔顾他人生计，形成财贼；皇室依靠其权力横征暴敛，贪污腐败，形成权贼。

三颗毒瘤，滋育国内，民间早已沸反盈天，战意燎原！

现在的问题只剩下一个，如何用“大义凛然”的借口和“科学的”话语体系让老百姓目光转移，将他们心里的“滔天恶浪”祸水东引？！

在此之前，北一辉于1919年在上海编撰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无疑为这种丑陋而恐怖的目的披上了一袭糖衣！

一，北一辉的《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为日本“全民皆兵”，进而“侵略中华”提供精神动力和理论基础。

波谲云诡、四方扰攘的1919年，可以说是法西斯运动张大己力的一年。

该年3月，贝尼托·墨索里尼在米兰发起成立“战斗的法西斯”组织。

9月，希特勒在德国（以特务的身份）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

同年9月，北一辉在上海靠“清水加饭团”写出了《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

当俄国革命初露峥嵘、中国革命方兴未艾之时，法西斯主义也趁势猛进，在弹丸岛国萌发生长起来。

令人讶异的是，双方的“笔杆子”竟不约而同的看中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并奉为圭臬。

如果说列宁同志是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继承，良施善用，那么北一辉则是完完全全的在“倒行逆施”！

北一辉虽也主张限制私人资本，提出雇主和雇员之间利润均分，抑制财阀幕僚，但他的“革命”依靠的不是工农，而是军人。他生拉硬扯地将日本军人说成是“有兵卒素质之工人”，主张成立与俄国十月革命工兵代表苏维埃类似的“工兵会”，让最有组织，最有战斗力的在乡军人成为改造国家的骨干力量。于是他在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之间搭上了一块方便跳板。

此举纯粹是在马克思主义的酒瓶中灌进了日本的旧米酒。他的服务对象不是具体的哪一个阶级，而是抽象的国家。于是他的国家主义与西方未曾谋面的伙伴一样，很快变成不折不扣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

更为可恨的是，他将“马克思主义”中提出的“革命”与“扩张”相互混淆，认为“在国际间处于无产者地位之日本”应成为一个“打败英国，使土耳其复活，使印度独立，使中国自立，其后太阳旗将给全人类以阳光”的“革命帝国”！

“大东亚共荣”的谎言便这样被炮制出来！

刚刚代替大正天皇摄政的裕仁，却似乎不太喜欢北一辉，因为在他苦心孤诣书写的《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中，要求把皇室私产全部充公。

但是，裕仁的弟弟秩父宫却对北一辉饶有兴致。在他的身上，秩父宫看到了巴登巴登11人集团赖以盟主日本甚至霸控东亚的战略野心。

由是，北一辉的著作最终得以油印出版。

此书一出，影响巨大。日本青年军官们纷纷把它作为策动法西斯活动的理论依据。

北一辉的“同门”——大川周明异常聪明，且善于投机，懂得阿谀奉上之道，他将北一辉理论的理论去芜存菁，剔除了其中皇室不能接受的部分，更将国家与天皇划了等号。

自此而后，“朕即天下”！

大川周明很快得到了皇室的支持，并被聘为大学寮的讲师。

救国与革命，是20世纪最激动人心、最具号召力的口号。在这个口号影响下，20世纪20年代初期，一伙优秀的中国青年聚集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聚集在广州加入黄埔军校；另一伙不能不说优秀的日本青年却聚集在东京皇宫，完成了钦定的法西斯思想改造。

幽灵般的语言如风咆哮，字字句句入脑入心，仿佛寒夜枭鸣：“日本人民必须成为解放人类的旋风的中心。日本民族注定要完成世界的革命化。这一理想的实现以及对日本的军事改组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产品。我们认为我们的任务是不仅仅以日本的革命或改革而告终的，但我们必须满意地首先进行我国的改革，因为我们对日本解放全世界的使命抱有信心。”②

在此种反动的宣传下，绝大多数日本人都认为“血洗邻国”是正确的，这不叫“扩张”，而是“革命”和“解放”。

几乎每个人都对这荒谬绝伦的所谓“信仰”深信不疑，而且死心塌地——因为这是天皇告诉他们的，这是国家告诉他们的！

一头法西斯怪物在世界的东方出笼了！

第一个目标便是中国。

二，二战初期，在对中国的态度上，日本政界高层没有“鹰派”与“鸽派”之分，只有“权谋反华派”和“激进反华派”的区别。

《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完成之后，整个20年代，在日本以军人为主干的法西斯组织真个如“雨后春笋”。

1919年北一辉、大川周明建立第一个法西斯组织犹存社。

1923年“三羽乌”之首永田铁山回国，建立二叶会。

1924年平沼浅一郎发起成立国本社。大川周明成立行地社。

1926年赤尾敏领导成立建国会。

1927年铃木贞一、石原莞尔组织木曜会。西田税成立天剑党。

1928年海军出现王师会。

1929年，二叶会与木曜会合流，成立一夕会。

1930年9月，参谋本部少壮派军官成立樱会。

有不少我们耳熟能详、记忆犹新的名字从这些团体中破茧而出：冈村宁次、小笠原数夫、矶谷廉介、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机、渡边久雄、工藤义雄、饭田贞固、本多政材、北野宪三、村上启作、铃木贞一……

现在这些名字，又几乎全部出现在“靖国神社”里，被当作“英雄”一样供奉！

眼见得“毒草”遍地，“罂粟”开花，昭和军阀集团的主干力量已经心痒难耐，跃跃欲试。但在此之前，还要踏碎三块有碍霸业的绊脚石：田中义一、滨口雄幸、犬养毅。

这三个人物，也是现今“媚日公知”最为推崇，甚至当作“至尊宝”来打的王牌。

在汉奸文人看来，只要列出他们仨的名号，就可以理直气壮的证明日本政府高层有“亲华反战”的人物存在，进而推出“右翼势力≠日本政府”的结论。之后，这些断了脊梁的犬儒便可以大言不惭、口若悬河的来谈“中日亲善”。

殊不知，拿他们来说事，在民智已开的舆论斗争中，只能是自掘坟墓。

稍读詹姆斯·麦克莱恩所撰《日本史》的人就知道，田中等人绝非“亲华反战”，他们之所以竭力反对“武统”，是因为他们不赞同这种“杀敌一千，自损九百”的粗暴方式，他们所要运用的手段更为阴险狡诈！

《尉缭子·战威》中说:“刑如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夺敌者五:一曰庙胜之论。”这三位日本政客都是深谙此道！可谓各怀鬼胎！

田中义一用的是“敌国废置”的招术。即在中国境内扶持傀儡，以便“划江而治”。他看上了自己早先“喂出来”的马贼——张作霖。

田中的如意算盘是，先将中国划分为关内和关外，蒋介石统治关内，张作霖统治关外；再以架设索伦、吉会、长哈三条铁路和联络中东、吉会二线的两条铁路、共计五条借款铁路为由，迫张作霖同意；五条铁路一通，满蒙与关内分离便实质性地实现，日本对满洲的控制也就水到渠成，无须关东军再去动兵了。

五条借款铁路线，条件异常苛刻。连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也发牢骚说“日本人太那个了，到别人地方架设借款铁路，还要18%的利息”③；杨宇霆没有说出来的是沿线权益尽为日人所得，日本势将在东北像蛛网一样铺开。张作霖也是爱东北、爱国家之人；他也不想让日本人的势力在东北无限制扩展。

但他更爱张家。

凡事都有权衡。在国事家事不可两全的那个夜晚，张作霖愁肠万端，忧心如焚，几近心力衰竭。为这五条铁路，一晚上这位也算叱咤风云的人物竟老去十岁。第二天出现在日本人面前的张大帅，是一个完全垮掉的人。

他语无伦次，目光游移，躲躲闪闪又含含糊糊，但全部同意了田中的条件。

日本人也知道“不战而屈人之兵”乃兵法的最高境界。田中以为自己达到了这个最高境界。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在北京回东北的火车上边喝啤酒，边满面春风傲然地说:“这等于购得了满洲，所以不必用武力来解决了。”④

田中的确老谋深算。但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同样工于心计的河本大作，仅凭“养虎遗患，难以驾驭”八个字，便劝使裕仁天皇改弦更张，放弃了田中的计划。、

河本是这样阐述的：“1926年3月，我上任关东军高级参谋来到满洲时，满州已不是从前的满洲了。当时的总领事吉田茂，到张作霖那里去谈判，如果话谈到对方不利的事，张作霖便推说牙齿痛而溜掉，因此未解决的问题填积如山。张作霖的排日气氛，实比华北的军阀更浓厚。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赶紧有所作为。”

言及此处，河本并未松懈，更进一步加以挑拨：“1927年武腾中将就任关东军司令官。该年8月，出席东方会议的武腾司令官主张说，满洲问题非以武力不能解决，武力解决成为国家的方针。在此以前，即1925年12月，发生郭松龄事件时，张作霖因为失去讨伐的自信，而甚至于想亡命到日本。但克服危机以后，张作霖不仅不来道谢，而且也不解决土地问题，更称大元帅，欲将其势力扩张到中国本部。”

裕仁身为一国元首，也是自忖颇通人性的，他更知道什么是枭雄“本性”。河本的话不能不叫他深怀戒心，一旦中日矛盾激化，张作霖这家伙会否学起了三国演义里的孙权，来个“坐三江以观天下之衅”，最后两边讨便宜，只求发展自己而不向帝国尽忠？！

河本大作的“是非利害”之言果然奏效，田中精心规划的谋略，随着皇姑屯那股冲天的黑烟，化成齑粉。

田中义一后来大骂河本大作：“真是混蛋!简直不懂为父母者之心!”

据实而论，河本绝非不懂“为人父母”者之心，也并非不知道田中义一此项计划之妙算，只是，若任由他人大展骏足，谁收“侵华”之功？！

田中失败之后，滨口雄幸学得乖巧了些，开始玩“利异外借”的把戏。

他在位的600多天里，第一项计划便是着力推行金本位制度，而后裁减军费一个亿，另外将日本拥有舰只总吨位破天荒的下调0.25%，以此示弱，讨好美英。他心里知道，政党政治不过是日本近代以降的初兴之物，党魁如同摆设，如不借助外力，很难达到所谓的左右平衡，更何谈“虚君实相”？！

第二项计划便是转“军事战争”为“经济攻防”。亦即着力在华扶持“洋买办”，用“贵无用，贱有实”的战略对中国实行经济瓜分。他曾说过，“制定未来外交方针之际，须着重于增进经济、贸易利益……应尽力将贸易延伸至中国全体，尤其是最富饶的长江流域，共同增进两国的共同利益。”⑤

著名的皇室成员、大阴谋家——东久迩宫从这两项政策中，似乎嗅到了滨口身上“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厚黑气息，于是急不可待的派出刺客“佐乡屋留雄”，前去行刺。

滨口身负重伤，于1931年8月26日去世。

纵观此人上台之后的种种表现，便知他尤善屈身忍辱、伺机而动，其城府之深，从“力挫群狼，取代田中”一事中就可窥出端倪。幸而天不假年，否则他的对华战略一旦施展，怕又是软刀子杀人不见血！

最为“高明”的，当属犬养毅，他用的方式是“超越遏制战略”，即通过向邻国的“革命势力”加以金钱资助和思想渗透，从而促使对方国家制度发生变化，成为日本的利益附庸体。

他把赌注押在了孙中山的身上。

在写给派去照顾孙中山的陆羯南的一封信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帝王心术”：“愿吾兄将彼等掌握住以备他日之用。但目下不一定即时可用。彼等虽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自去岁以来，弟即暗中着手作此计划矣。”⑥

我们不得不承认，犬养毅的眼光的确更加长远、精细。

可惜，军部还是容他不下！因为他的谋略太过忸怩、缓慢！

在右翼势力看来，文邹邹的搞什么庙堂之策，何如攻城略地、沙场喋血？！

1932年5月15日，在刀尖上跳舞的犬养毅终于掉了下来，万劫不复。

可悲的是，杀将黑岩勇和三上卓甚至连他临死之前想要诉说的宏图伟略，都没兴趣听完，就扣动了扳机！

我想犬养那天一定是死不瞑目，他多想告诉来要自己命的人：我们都想着征服华夏，不过是有急渐之别罢了！

观之至此，田中义一、滨口雄幸、犬养毅三人难得善终的原因就暴露无遗了，并非因为什么“力主和平”，才“殒身不恤”！而是日本文官阶层和军人系统的尖锐矛盾所致，也是裕仁天皇利用右翼（或者说跟右翼互相妥协）的政治需要。

我们更不难看出，在日本政界，不论是“右翼”还是“左翼”，都是想吞了中国的！

三，在日本民间，主和势力式微，“挺战派”才是民众中的压倒性力量。

主持刺杀犬养毅的行动头目、霞浦海军航空兵军官古贺清志曾在沙场上遭遇过无数强敌。

这一次，他的对手是随权力的蛊惑和政权的更迭而左右摇摆的“法律”！

按理说，古贺清志已经替军部和天皇完成了使命，他的命运理应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

可是，他却意外的没有被判死刑！

难以想象，一个将国家二把手置诸死地的人，其家人不但不受株连，自己也能奇迹般的存活。

司法部门甚至不愿意装装样子，判他个“终身监禁”，而是直接弄了个有期徒刑15年⑦。

帮他助他战胜“法律”的，是日本民间的“挺战派”民众！

被审讯的军官们收到了110000多封表示支持的信件。有357000人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名，要求对血盟团人员宽大处理。新泻市竟有9个人把他们的小手指砍下来，泡在酒精里送给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并附信说，虽然被告“犯了法，他们的动机是纯洁的。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使我们深受感动。”大阪律师协会走得更远，竟然通过一项决议，声称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讲，刺客只不过是自卫。

后来公布的司法省、陆军省和海军省的联合声明这样说:“本犯罪案件的动机和目的，据各犯人所说，是由于我国最近的形势在政治、外交、经济、教育、思想和军事诸方面停滞不前，以至国民精神重又颓废堕落。因此，如不打破现状，帝国将有覆灭的危险。这种停滞不前的根源是因政党、财阀和特权阶级互相勾结、营私舞弊、轻视国防、无视国计民生、腐败堕落所致。必须铲除这一根源，完成国家的革新，以建设真正的日本。”⑧联合声明几乎成了被审判者的宣言书。

由此可见，二战期间的日本没有法律！只有军人政治！只有抽象的国家利益！

如上所述，审判期间，公众情绪对杀人者表现出极大的同情。每天都有请愿的人群集在海军军官的交谊团体水交社外，有的甚至彻夜等候在外面，希望与罪犯的辩护律师会面，以表示支持。首犯古贺清志的父亲表示每天都收到来自全国的许多信件:“信啦、礼品啦、点心啦，另外还有一位秋田县的姑娘来信，说是想作古贺的妻子……”

辩护律师介绍，还有很多姑娘自荐到三上卓中尉那里。

日本的法西斯运动受到社会广泛支持。历史学家猪木正道说，日本进入了疯狂的时代。埋葬了犬养之后，新首相是海军大将斋藤实，美其名曰“举国一致内阁”，举国一致干什么？举国一致走向战争而已。

在战前，日本的专家学者、政府高参还就本国的政治转型提出了三个理由：

理由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列强对日本的压迫、尤其是美国的压迫。美国主张废除日英同盟、在华盛顿会议上限制日本海军主力舰的吨位、废除石井／兰辛协定、限制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制定排日的移民法案等，给日本的前途投下阴影。

理由二：西方列强对日本的经济排挤。随着工业化的跃进，日本日益需要从海外进口物资和向海外开辟市场，但欧美国家纷纷高筑关税壁垒保护自身产业，面临人口过剩、资源贫乏、资金不足的日本，逐渐被从世界市场上排挤出去，生存从根本上受到了威胁。

理由三：中国的排日运动。中国收复国家权利的运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自决运动相结合，矛头直指日本，排日政策同时为中国提供了统一国家的手段，抵制日货运动弥漫中国，发展到了叫喊要收复旅顺大连和南满铁路的地步，终于酿成满洲事变的爆发。⑨

核心只有一句话，我们大和民族是没错的，是不用反思的！都是那些洋夷的错，是那些劣等民族的错！

侵略别的国家，占领别国土地，屠杀别国人民，掠夺别国财富，居然还有理了！还能振振有词！即便是在打输了以后，日本自己还是满肚子牢骚、满内心委屈、满脑袋不服。

1999年，新加坡学者王耀明在去大阪调研时发现，不仅是小孩子，连年高德劭的日本老人们都不承认“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珍珠港”事变是己方的错，相反竟然都是别人的不是！

如果你试图力辩，他们便会回以睚眦，甚至是拳头！

斯塔夫里阿诺斯曾经有言：“人性是‘一种巨大的潜在性，会因社会影响而具有多种表现形式.....侵略性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或不可变更的特性，而是一种鼓励侵略的社会环境的产物。”

当年日本社会全民情绪的疯狂，难道不是“法西斯”茁壮成长的土壤吗？！

“要把右翼势力同日本政府分别开来”之论可以休矣！“要对日本政府与日本平民区别看待”之论可以休矣！

我们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四，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铭记历史，不是为了耿耿于怀，而是希望明鉴未来！

重温日本“轻起战端”到“图霸失败”这段往事，相信可以得出两条对时下有益的教训：

（1），“官民博弈，多元共治”远胜“寇掠他国，转嫁危机”与“依附貔虎，苟延残喘”。

现今的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也面临着同日本当年一样的窘境：政治上，贪污腐化，百丑毕现；经济上，依附他国，资本作乱！

互联网络与社会上的不满情绪到处亢涨，相当一部分百姓被生活的艰难困苦催逼的怒火添胸，就像一个一点就炸的火药桶！

在此种氛围的诱导下，中国将何去何从？

是怨天尤人，以邻为壑？还是靠“称兄道弟”的方式继续博取某些大国的赞赏，以便当好“马仔”？抑或是大力健全“全民监督与社会功勋机制”，以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这不仅是对当政者的一项严峻考验，也是对民间意见领袖、有志青年、工农代表、爱国企业家的摸底测验！

（2），修我戈矛，忘战必危！

近来，中国的官媒上掀起了一种非常幼稚可笑、近乎自慰的论调，就是“日本民众集中反对‘安保法案’，在野党都在全力阻击”这种声音。

综合亚洲之声、美国之音等等外媒的报导，便可以发现，对于“安保法案”的通过，国际上的态度莫衷一是，表示谴责的多是东亚国家。

但是在日本国内，“安保法案”确是民众以“排山倒海”之势力挺的！

曾几何时，中国发明了这样一种怪诞的思维逻辑，即寄希望于敌人自己反对自己，以便证明我方“仁义无双，有理有据”。

这种策略，当作政治宣传喊喊还可以，如果当真的话就是书呆子！

一群“隼质难羁，狼心自野”豺虎，常年在日本右翼的影响下，居然顷刻之间变成了“明辨是非，坚守正义”的侠客？谁会相信？！

采编这条信息的人，无非是有选择性的报道了一些地方民众在部分财阀的指引下，控诉对安倍执政的不满而已，并未对日本整体一窥全豹！其意在告诉那些正在上初、高中的学生：日本现在是“离心离德”的！

笔者也希望日本上下离心离德，可事实并非尽如人意！相反，我们如果再不清除“外儒内法”、“外社内资”的弊政，不着力解决“人伦教育的不断扩大与政治事功日益阻塞之间”的矛盾，我们倒快离心离德了！

总而言之，对于主流媒体的那些报导，我们大家还是本着“互相参验”、“研究比较”的原则去深探一下才好，不要人家官方舆论一提什么“衣襟带水话东瀛”，你就真把日本当邦交、当成好兄弟！一提什么“中日要强战略互信，贸易合作”，你就把心肝脾肺都掏给人家！那不成傻子了吗？！

我们对于日本这样的虎狼之徒，只有四个字：忘战必危！

现在的一些迂狂伪儒，或受赂于境外，或浸淫于玄谈，偏激的建议“时危世乱才枕戈待旦，天下太平就应该舍弃鞍马”，难道不是很愚蠢吗？！

战争，是政治斗争的延续，本质是人事的变更，权利的均衡，资源的再分配和人际关系的再调整，需要经过漫长的隐形博弈，才会渐显其端，因此其爆发的时间不是像“借东风”那样，可以准确预测，如果国家不在平时居安思危，修我戈矛，一旦别有用心之国“霸图”再举，我们还能应付吗？百姓要想吃顿饱饭，恐怕也是无稽之谈吧！

参考资料：

①（引日本“樱会”成立宗旨书）1930年9月；

②（《战争呼声》杂志引大川周明等人的“集体信条”）1920年7月；

③河本大作等著，陈鹏仁译．《我杀死了张作霖》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

④金一南著《苦难辉煌》，第五章，第二节“大和民族的血祭”，华艺出版社，2009年一月第一版；

⑤《中国经营报》E2文史区《“满蒙问题”和战之争》2015年03月02日；

⑥金一南著《苦难辉煌》，第五章，第一节“来自海军中尉的刺杀”，华艺出版社，2009年一月第一版；

⑦大阪每日新闻社对5月15日事件的描述和首相犬养毅遭到暗杀的报道；

⑧日本司法省、陆军省、海军省《联合声明》；

⑨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