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是如何颠覆了公共领域？

智能终端设备的普及和基于其上发展起来的新型媒体形式的兴盛恐怕应该算作近年来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之一。新媒体的崛起重塑了商业形态，也重塑了人接收信息的方式和人际交往的模式，新媒体当然更直接冲击了传统媒体，冲击是两方面的，一是抢占了传统媒体的市场，二是颠覆和替代了传统媒体的话语地位。

媒体形态的深刻转变必然会对社会形态产生影响，这个过程已经发生，而且仍将持续。就这一趋势的相关问题，记者与加拿大西门菲沙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传媒大学长江学者赵月枝教授进行了交流。

新媒体转移舆论议题设置权力

记者：媒体有意识形态的功能，传统媒体在一定程度上设置社会的议题，培养大体相近的趣味，比如什么样的内容会上头版头条，媒体界有些共通的标准，然后通过媒体本身的影响力传导给社会。这当然涉及话语权的问题，但也不能否认它有正面作用，这是整个社会的公共生活得以成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新媒体颠覆了传统媒体的运作逻辑，相应地它必定会对既有的社会结构产生影响。我想跟你交流一下怎么看新媒体的社会后果这个问题。

赵月枝：其实你关注的这个问题并不是网络时代才开始出现的，实际上从开路电视向有线电视转型的时候就已经引起关注了。在美国，有3大台，ABC、MBC、CBS，都是公共电视台，等到有了有线电视，就开始按不同的兴趣分类了，什么电影台、娱乐台、体育台都出来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个学者写了一个书，叫作《分裂美国》，他讨论的问题就是，在开路电视的时代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公共空间，但是有了有线电视以后公共领域就被搞得支离破碎了。

有了网络和新媒体以后，应该说这个问题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公共领域不止于原来意义上的那种分裂了，因为新媒体是个性化的。但从另外的角度看，新媒体也是存在议程设置的，而且由于它传播速度快的特性和人们的从众心理，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一个舆论中心，比如一个个的微博事件。应该说，新媒体既是个性化的，也是集中化的，它还有议程设置，只是舆论中心的主导者变化了。

记者：传统媒体是总编辑主导的，但现在总编辑也在跟着网络跑。

赵月枝：对啊，新媒体的权力结构是不平等的嘛，有些人是带着文化资本进来的，为什么姚晨在微博上影响大？就是因为她是姚晨。新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去中心化的特性，但更多的是带来了舆论议程设置者的权力的转移，从传统的媒体领导人手里转移到网络大V的手里了。

记者：汪晖最近提出了一个新说法，“资本力量的公知化”，这跟你谈的意思有相通之处，其实还是资本力量在主导新媒体的话语逻辑。

赵月枝：是资本力量在左右，有3种力量形成了联盟，一是维护资本利益的公知们，二是资本家群体里面的一拨人，三是跟随他们的中产阶级，当然了，还包括一些明星。他们的话语背后是西方话语，在我和吴畅畅合作的一篇文章里面，我们把它叫作跨国话语联盟。这套话语确实挑战和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传统媒体的话语。其实传统媒体也很复杂，其中很多人想得跟公知是差不多的，主动把话语权交了出去，以至于传统媒体也内化了这套话语。

这个舆论生态是在中国特定的条件下发生的，很多问题主流媒体的报道不充分，人们就到网上去找，一来二去舆论就被新媒体占领了。传统媒体也意识到了新媒体的作用，但是他们做的新媒体的舆论引领能力并不强。

记者：回到《分裂美国》涉及的问题，美国公共领域的分裂在现实的政治生态里面有所表现吗？

赵月枝：美国的社会舆论的“极化”趋势是很明显的，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形成的所谓战后意识形态共识破裂了，当然战后共识的存在跟美国3大台是有很大关系的。共识破裂后，就反应在政治社会上面了，美国的右翼变得越来越右，保守派越来越保守，恨不得在学校里教进化论都成问题了。不要说战后共识，启蒙共识都要被打破了。另一方面是自由派围绕生活方式做文章，在堕胎、同性恋婚姻、女权问题上都表现得很明显。在政治的分裂以外，还有族群的分裂，包括对移民尤其是拉美移民的恐惧等等。

记者：我最近注意到，白宫雇用了第一位跨性别的雇员，就是民主党政府的一种姿态吧。你提到的这种社会现象肯定跟媒体形式的分化有关系吧，应该怎么看待它呢，是好事还是不好的？

赵月枝：媒体的多元化和小众化确实跟公共领域的碎片化、社会的分化是有关系的，但不是因果关系，而是一个互为条件的关系。可是这种状况你也不能说它就是倒退，因为美国60年代的那个社会共识也是有它的局限性，对某些真实存在的问题也是视而不见的。

美国的新媒体没有像中国这么厉害

记者：回到新媒体本身，在美国和你生活的加拿大的社会里，为什么新媒体没有像在中国这么厉害，没有起到议程设置的功能？

赵月枝：我觉得有社会结构和媒体结构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国社会正处在急剧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转型的过程刚好跟新媒体出现的过程是并行的。美国的主流社会在过去这几十年没有经历像中国这样大的变化，我老说西方社会已经是垂死的、没落的。中国人经历的事情是别人没有经历过的，要反映的事情就会比别人多，也就是说，在新媒体崛起的时段内，西方社会没有产生足够大的要通过它来释放的表达需要，这跟中国的情况不同。另外就是媒体结构的因素，在国内，传统媒体确实没能表达更多人的心声，所以很多人就转向了新媒体。媒体人本身不是也诉诸新媒体吗？他们通过新媒体来表达他们在传统媒体里不能表达的东西。

记者：在西方，新媒体更多的是一种人际交往的工具，媒体功能相对少，比如facebook。

赵月枝：对，它没有那么政治化，这也要从社会结构上去找原因。比如美国，主流的社会力量把社会政治变化的动能都给压制下去了，美国也有“占领华尔街”运动，但它的社会精英和中产阶层是比较团结的，社会反抗力量被边缘化了。反抗力量虽然用新媒体来组织，但是主流媒体基本不给他们发声的机会。

记者：随着新媒体的形式的丰富，它改变了很多人接受信息和认知事物的方式，新媒体更加娱乐化，受众吸取的信息也更加个人化。有人说，新媒体会不会把人变“傻”了，你觉得呢？

赵月枝：公共领域的分裂，可以追溯到有线电视的出现，至于说媒体使人变“傻”的问题，就更古老了，在电视出现的时候就开始被讨论了。美国人有个说法，把电视叫作idiot box，傻瓜盒子，还有一个理论是“娱乐致死”，还有传播学者说电视创造出一片wasteland，就是荒原嘛。其实每种新的媒体形态出来的时候，都是带着启蒙的使命的，电视也是要教育人民的，电视是开放的大学，我们不是还有电大吗？问题是电视的教育和启蒙功能很快被娱乐功能代替了，“娱乐致死”不能说电视本身带来的，只能说是对电视的特定用法，特定的电视节目组织方式带来的。我们国内现在不也是这样吗，电视的娱乐功能已经到了极端了。新媒体也是一样啊，技术创新是好事，就看你怎么用。

记者：我记得在沙·博士和你的一个对话里，沙·博士提到在农村做调查时发现，有的地方农民用智能手机看黄片，定期去镇上的网吧更新，甚至形成了一个小型产业链。这个案例太有意思了。

赵月枝：关于新媒体，我还可以给你说个笑话。美国有一个传播学者叫做丹·席勒，他写了一本书叫Digital Depression，《数字化萧条》，讲信息技术与资本主义危机的关系，有一次他在餐馆里跟人谈话，说起他的书，旁边有人插话说我们家就有Digital Depression的现象，Depression也有抑郁的意思，席勒谈的萧条，结果别人以为他说的是手机带来的抑郁症。新媒体不只是让人变“傻”的问题，还会引起抑郁，也会使社区的结构或者说人的圈子发生变化。你不再跟身边的人交往了，而是更多地跟远方的人来往，这个传播模式使“内部群体”和“外部群体”的界限变化了。

记者：这种趋势从宏观上讲，是不是有可能导致Nation也就是我们说的民族的解体，那么进而国家的维系也就成问题了。

赵月枝：你可以说从某个层面它使民族瓦解了，但是从另一个层面又可以说，由于网络的存在，又形成了新的Nationalism（民族主义），因为Nation本身是个虚构的，可以用这种方法虚构，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重构，所以我不认为有了网络以后民族主义会衰落，也许会有新的表现形式。

所有新闻都从财经视角出发很可怕

记者：新媒体有一点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变得诚实了。传统媒体总是企图做出具备公共性的姿态，批判传播学则研究媒体与资本的关系，研究起来还需要分析和拆解，才能揭示所谓公共性的本质。但新媒体把这层面纱给抛开了，它就是商业项目，就是要挣钱的。从某种意义上这是不是可以算是好事？

赵月枝：对，代表人民的冲动在新媒体那里已经没有了。也正因为没有了所谓的公共性的约束，它可以肆无忌惮，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会导致连媒体本身存在的合法性都没有了。

在西方，关于媒体合法性的最初论证源于个人的舆论自由，是指在没有媒体的情况下个人发布意见的自由。公共性是商业媒体出现之后为了赚钱而假定出来的，它声称自己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为每个人发声的。最早的报纸是《纽约太阳报》，为什么叫“太阳报”呢，正是因为它是商业性的，是要迎合所有人的，声称自己是公共性的正是因为它是资本家办的报纸，只有掩盖这一点才能赢得民众的支持。所以它的公共性论证是以其私人性为前提的，是对其私人性的一种合法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里的媒体的公共性是以政治的公共性来保证的。

我同意你说的，新媒体形态赤裸裸地把公共性的面纱给撕掉了。传统媒体由于蒙着公共性的面纱，那么它逼着自己要兑现一点承诺，另外在美国的3大台时代，由于它用的是公共的无线资源，所以要接受国家的管制。现在到了媒体就是为了赚钱，又在某种程度上不接受管制的时代，话语场仿佛回到了丛林时代。

记者：是否可以这么说，从批判的角度，由于其虚伪性没有那么强了，批判就变得容易了。

赵月枝：没错，揭穿它容易了，但是揭穿它以后怎么办？还是拿它没办法，而且新媒体又制造一种新的迷思，说现在是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可是每个人的麦克风是不一样的。

国内的平面媒体，尤其是报纸，很不景气。一方面是因为经济不景气，做广告的少了，另一方面是新型媒体对广告的分流。目前传播学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是新闻之死，其实不是新闻之死，是持续了一两百年的由商业广告支持的新闻模式受到挑战。在国内，过去一些年媒体靠广告的支撑还可以做一些调查性的新闻，不管怎样还有一些公共性和专业性，但以后呢，是不是媒体都小众化了，或者都靠网络上的未经专业采访的信息源来传播信息？又或者大众媒体衰退了，只有小众人群能得到专业的信息服务？布隆伯格基本上就不做大众新闻。这个趋势目前我还真说不好。

记者：对，现在致力于服务所谓高端人群的财经类新媒体特别多，包括各种各样的微信公号，都在企图靠那些有钱人赚钱。

赵月枝：从大众新闻到财经新闻，这种新闻模式的转换很重要，消费财经新闻的是经济精英或自认为是经济精英的人。可是如果所有新闻都从财经视角出发，我觉得这是可怕的，也就是说都从金融资本的角度来看世界了，那别人还能活吗？新闻财经化对公共领域，对民主都不是什么好事。

记者：我在一篇文章里谈过这个现象，即便出了坠机或自然灾害一类的悲剧性事件，财经媒体也会把讨论引向股市的涨跌。过去财经类媒体还只是媒体中的一个品类，未来很可能出现你说的媒体全面财经化的问题，如果所有的媒体都那么看待世界，想想确实很恐怖。

赵月枝：新闻财经化之后，大众也不是会什么都得不到了，但得到的可能只是无厘头的、去政治化的娱乐。比如那位着名主持人做的关于雾霾的纪录片，很多人观看、转发，但很少有人真正关注到这个片子本身内容和逻辑上的问题，看到就是人家多厉害，能把一个纪录片搞起来。

你不是担心新媒体会不会把人变“傻”吗，这些借助新媒体的表演也会使大家清醒起来。我是相信人民群众的，我觉得人总得相信这个，不相信还活着干嘛呢？我相信在适合的语境下，人民是会觉醒的。

记者：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赵月枝：现在舆论场的态势已经在变化了，跟几年前温州动车事故之后一窝蜂地鼓吹一种声音的情况不同了。这是合力的作用，有上面的因素，有一批被现实教育了的知识分子在发声，人民群众本身也在觉醒。

我认为，并不是所有人都已经认定了既定的方向，我觉得舆论场是可以争取的。这种乱象不能只怪新媒体，而且还可以通过新媒体起到引导作用。公共空间是分化了，但也可能在分化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话语体系，但是能不能实现仍然是要取决于多方面的合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