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苏联放弃政治安全防线的悲剧

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研究”这一重大课题，2001年该课题又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在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些内容，就是我们课题组这几年研究成果中的一部分。相信在如何确保共和国政治安全问题上会有助于大家的思考与研究。

苏联舆论阵地和思想阵地失守问题

二战以后，硝烟未尽，“冷战”开始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加紧进行军备竞赛的同时，积极准备心理战：美国中央情报局一马当先，声称要“调动一切手段，包括精神手段，摧毁敌人意志”。他们广泛招募各个学科的专家学者，利用宣传、互动、侦察、谍报等手段，对苏联进行大规模的心理战;通过援助，支持“持不同政见者”;利用民族矛盾，煽动社会不满情绪;散布政治谣言，丑化领导人的形象，制造对苏联制度的仇恨，培养对西方的向往。1948年8月1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第20/1号指令——《美国对俄关系所要达到的目的》。这项指令揭开了一场本质为新型战争的序幕，信息成了武器，目的是要操纵和改变苏联的社会意识形态，使苏联社会形成对周围世界的虚假认识，以便进一步影响苏联的管理精英。

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对苏联的心理战进一步加强。美国当局认为，意识形态领域是与苏联进行战争的重要战场。美国先后成立了一些以苏联和东欧国家为对象的研究所，一些大学开设了苏联东欧历史和政治专业的课程，美国外交政策的智库也将关注的重点转到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上。这些研究机构的研究活动形成了美国社会科学的一个特殊领域——“苏联学”。与其他学科明显不同的是，美国“苏联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无论是思想理论基础，还是研究对象和功能，均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总体说来，美国“苏联学”与政治联系紧密，在两种制度和两种意识形态斗争中发挥三种功能：一是为美苏对抗和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提供思想理论支持;二是直接为美国对苏外交政策服务;三是配合情报部门进行反苏工作。

美国和西方的智囊和谋士们认为，心理战是对苏斗争的有力武器，为了取胜必须“里应外合”。因此，他们非常关注苏联国内出现的各种社会思潮和政治流派，并努力与之建立对话的渠道。他们希望苏联出现一种“内部力量”，以便促进苏联进行有利于西方的“改革”。布热津斯基曾提醒多关注苏联的民族问题，认为民族主义是强大的政治力量，如果克里姆林宫在非俄罗斯族群日益增长的民族自觉意识的压力下作出让步，那么通向和平演变的大门就打开了。为此，西方专家提出，必须破坏苏共对大众传媒的全面控制体系，提倡公开的政治竞争，保障选举的自由。他们认为，共产主义的光环一旦褪色，它的灭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的所作所为，正好符合西方国家的愿望，甚至超出了西方的想象01986年10月1日，苏共召开全苏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公开批评苏联社会科学教学中存在“教条主义和经院哲学”，强调要“改革教学大纲，重新编写讲义，更新教科书”o在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又点名批评苏联社会科学的种种缺点，称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能适应改革和民主化的需要。随后，苏共主动打开“闸门”，自愿放弃思想信仰，拱手让出舆论阵地，任凭反对派争抢。原苏共领导人利加乔夫说道，苏共失去了政治斗争的经验，已经40余年没有进行斗争，失去了应有的警惕性。这样，在戈尔巴乔夫的有意放纵和雅科夫列夫的背叛下，苏共逐渐丧失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让许多自由派人物把持了主要报刊等舆论工具。他们纠集和网罗一些“笔杆子”，肆意歪曲历史，恶毒攻击苏共。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等人还鼓动一些作家或报刊打开苏共意识形态的“突破口”。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的作者阿·雷巴科夫给戈尔巴乔夫写信后又寄来书稿。戈尔巴乔夫看后认为，小说有利于消除极权主义的后果，因此不顾党内的反对，亲自下达指示，允许公开发表。影片《忏悔》的拍摄是在苏共政治局委员、格鲁吉亚第一书记谢瓦尔德纳泽的庇护下进行的，影片隐喻斯大林时期的政治生活。小范围放映后，艺术家和思想界都有不同看法，建议提交政治局讨论。戈尔巴乔夫明确表示反对，说应当由电影工作者、创作协会自己去决定。他甚至后悔自己在大学时代竟然没能读到这一切11986年12月初开始，莫斯科15家影院持续三个月放映这部《忏悔》电影。雅科夫列夫称，《忏悔》的公映是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崩溃的开始”。这位原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1990年成为苏联科学院院士的雅科夫列夫，曾亲自到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训话。他言辞激烈，批判苏联的社会科学充满教条主义，至死还死死抱着1930-1940年间的陈旧格式不放。他号召苏联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敢于批评、扩大批判对象，直到能够清除所有的垃圾和解放学者的思维为止。

1988年，苏联取消报刊检查制度，苏共放弃了对文化艺术的领导权。而后，开禁的书单越来越长。1990年后，苏共完全解除报禁。报刊解禁的结果一方面是舆论失控，苏共阵地丧失;另一方面也催生了某些激进报刊的“泡沫”。一些报刊靠揭露历史阴暗面而发行量剧增。例如，《各族人民友谊》杂志1985年的发行量不到12万份，1989年由于刊登雷巴科夫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发行量激增至近80万份，1990年更突破100万份;《新世界》杂志1985年的发行量只有42万份，由于刊登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1989年夏天的发行量猛增至250万份。这些还只是订户统计数字，不包括零售数量。其他由民主派把持的报刊发行量也十分惊人：《论据与事实》周报1991年发行2400万份;《星火》画报1988年发行180万册，1989年发行350万册，1990年发行760万册。

1990年上半年，苏联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达上千种。1990年6月12日，苏联《新闻出版法》正式颁布，使反对派和私人办报合法化。这个重要的法律文件出台很仓促，自酝酿到颁布仅一年左右时间。该法明确规定，禁止对大众传媒进行书报检查;国家机构、政治组织、社会团体、劳动集体，以及任何年满18周岁的苏联公民均可获得登记出版资格。在《新闻出版法》的鼓励下，一些报刊宣布“自主办报”，完全摆脱苏共和主管部门的束缚。一些苏共或国有的报刊纷纷“独立”，成为社会刊物或为编辑记者集体所有。例如，《论据与事实》周报是社会上十分流行、发行量位居首位的报纸，它在1990年10月获得重新登记后马上在头版发表声明：请读者注意，我们报头上原来标注的全苏知识协会(相当于“科协”)主办，已经变更由记者集体主办。另外，1990年前后，《消息报》的编辑及记者为获得“财产和报纸的独立和自由”，与所属的苏联最高苏维埃闹得不可开交。最后结果却是，掌握权力的最高立法机构惨遭失败，失去了拥有70多年的报纸。由此《消息报》变成激进派、自由派的舆论阵地，而且一度为外资所控制。据报道，在办了登记手续的报纸中，苏共掌握的仅占1.5%。当时的苏联知识分子自嘲，“虽然腹内空空如也，但却贪婪、如饥似渴地呼吸这‘自由’的空气”。本来以批判美国而受到赏识的维·科罗季奇，在成为《星火》画报主编后，很快将刊物变成侮辱苏联军队、丑化历史、否定斯大林的阵地。苏联解体后，他移居美国，受到隆重的接待和欢迎。同时，一些激进分子还极力挤进电视台，要求直播，以免被控制和剪辑。一时间，许多哗众取宠、造谣惑众的信息满天飞。

当时的形势是，各种攻击、谩骂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文章纷纷出笼，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肆意泛滥。许多报刊、学术刊物和书籍把整个苏联时期冠以“极权主义”的帽子，把苏共涂抹得一团漆黑。有人宣布，二战是苏联军队靠督战队才打赢的，因为士兵害怕来自背后的子弹。有人居然言之凿凿，说朱可夫曾经用尸体填平壕沟，让军队踩着通过。报刊解禁后，受金钱和商业利益的驱使，宣扬色情、暴力的报刊纷纷.出笼。一些本应严肃的报刊，包括莫斯科地区一些畅销的报纸如《莫斯科共青团员报》也堕落为“街头小报”，经常刊登色情、乱伦的内容，以吸引读者眼球。媒体和社会上要求开放妓院和卖淫合法化的呼声此起彼伏，有人甚至公开建议莫斯科市划出专门街道成为“红灯区”。在市场和物欲的影响下，报刊、电视、电台以及出版社纷纷追求利润，不但忘却了自身的政治责任，甚至失去了社会良心。苏联时期严肃的学术著作几乎销声匿迹，只能靠内部印刷在小范围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