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南方周末》的资产阶级老爷作风

朱永嘉：《我所知道的“工农兵作家”》一文读后(征求意见稿)

按：此稿写得匆忙，许多事凭记忆，难免有误。先发在博客上，听取大家意见，以便改正有误的地方。

2015年1月9日，《南方周末》发表了杨匡满的《我所知道的“工农兵作家”》一文，读后深不以为然。只感到他不顾历史事实把事情说反了，作者的结论是“工农兵作家”这个概念是不科学的。改革开放以后，“工农兵作家”这个群体悄然淡出了，并认为“文学得到真正回归”。我认为作者的这个结论不符合事实，在方向上是错误的。真正的文学艺术不能再迷茫于这条完全错误的道路，它不能代表文学艺术发展的方向。

艺术起源于何方?它起源于人们的生产劳动。有了文字以后，文学也起源于人们生产劳动的实践。我们知道歌舞产生于劳动的节奏和对生产行为的模仿。人们口头的歌谣是诗文的前奏，“歌咏所兴，自生民始也”这是古人都知道的真理。歌谣最初的形态是与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诗文最初也就是原始歌谣的记录罢了。诗三百，以国风为先，风无非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特别是生产劳动者遭际的反映。如《魏风·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那不就是生产者对贪官污吏的控诉嘛!又如《大雅·瞻昂》“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说之”那不就是对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控诉嘛!生产劳动者、弱者当然也有通过歌谣来控诉自己不公正的待遇呢?生产劳动者怎么不能使自己成为歌谣和文学艺术的主人呢?这个情况，放到现代，工农兵怎么就不能成为文学艺术的主人呢?难道文学艺术只能是少数有闲者叙述自己风花雪月的权利，凭什么要剥夺工农兵作者文学创作的权利呢?故杨匡满的那个结论显然是错误的。至于什么“工农兵作家这个群体，悄然淡出了”既不符合事实，也是完全错误的。

作者为了证实自己的结论，便以上海的工人作者胡万春作为典型案例。工人作家这个概念是诞生于五十年代上海的。胡万春起家是在五十年代的上海，从五二年开始发表作品，1957年他的短篇《骨肉》在世界青年联欢节文艺竞赛上得了荣誉奖，然后走红于文坛的。在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以胡万春为代表的工人作者群体一直受到当时上海市委关怀和支持。这还算是上海文学艺术领域的一项土特产。我记得在1962年5月间，徐景贤曾在纪念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二十周年时，于解放日报的朝花副刊上发文把上海包括胡万春在内的工人作者积极鼓励了一番。那时徐景贤是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一个分管文艺的科长。他那时的声音毕竟是代表官方和半官方对工人作者群持有肯定态度的吧!至于作者讲文革以后，说张春桥在1968年说：“我是永远不想见胡万春这个人了，”“我看胡万春这个人四分之三已经变修了”;这些话我从未听说过，我在市里工作，怎么可能完全不知呢?至于70年张春桥批示“将胡万春等同志组织关系转为原厂当工人”，这件事应有前提。1967年初，市里开始夺权，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筹建以后，那时作家协会的造反派也开始夺权了，此后也分成两派，一派以原作协青年人为主，戴厚英是其领军人物;一派是以工人作者为主，胡万春是其领军人物。工军宣队进驻以后，在作协得势的是胡万春一派。后来文化系统几个协会合并下放奉贤五·七干校时，工人作者的编制还在原来工厂，所以他们没去五·七干校，还是回原厂参加劳动了。这不是什么惩罚，作为工人作者，回到生活中去参加劳动也是很自然的事。什么对胡万春的作品只能偶尔发表，“但不宜多发，不宜重用”，根本就没有听说过。事实也不是如此，他们回到工厂参加劳动，深入生活也应该有一个过程才能写出作品吧，这个需要一段时间才行。

在这里我想讲一下1975年朝霞月刊第三期发了一篇文章，题目为《走出彼得堡》。文章开头，有一小段说明作此文的由头。其云：“最近，读到一个工人出身的作者同志给《朝霞》编辑部的一封信，其中说到：他重新学习了列宁在1919年要高尔基走出彼得堡的教导，很有感受。”现在找不到这封来信的原件了。这位写信的同志，如果不是胡万春，也是他们这个工人作者群体中的一员吧，有根据吗?文章接下来的一段话是“一个是在党的培养起来的，尔后又走过一段弯路的工人作者，回过头来对革命导师的教导产生了切身的体会，你们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涌现的工农兵作者来说，记取他们的教训，时时用革命导师的教导来鞭策自己，自然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了。”后面的那段话说明两点，这封信的作者只能是胡万春那一代老的工人作者。他能重读列宁给高尔基的那封信，那让他们离开作家协会，回到火热的生产第一线去，是表示感激和理解的，是对他们创作前途的一种爱护。这个和杨匡满在劫后归来所言之情绪截然不同。现在胡万春去世了，作者谈的那些话已死无对证，还是胡万春后来变了呢?我就难以作定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