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成鑫：西方遏制与中国新民族主义的兴起

“要求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拥有‘正当’地位的大众意识是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而出现的，它由中国政府培植而成，是1993年起开展的爱国教育运动的一部分。正是这种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意识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涌现的民族主义奠定了基础。”

——傅士卓（Fewsmith）和罗斯（Ro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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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中国国内因素很明显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它们并不足以充分解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新民族主义的兴起。以中国经济发展这一因素为例，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确实有助于提高民族自豪感，某些情况下，有些地区还会出现仇外的情况。但是，总体来看，中国的繁荣带给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恰恰是良性的和积极的。

中华民国初期象征“五族共和”的国旗，自此“中华民族”的概念渐渐萌芽

如果说民族主义和经济存在着关联，可是中国近代历史表明，民族主义的勃兴不是建立在健康的经济增长之上的，而是建立在经济停滞和国家衰弱的基础之上的。赵穗生指出，“中华民族”这一族群意识直到中华民国早期才出现，中国的知识分子发现有必要使用这一概念来警示国民“在西方入侵下的灭种危险”。与这一分析相吻合，历史上最剧烈、最残暴的民族主义形式发生在义和团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而那时的中国经济都处于崩溃的边缘。

“文革”时期的反美宣传画

有些人则认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的宣传和操控，尤其是其大量的爱国主义教育。然而，爱国教育一直存在于中国政治中，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起就开始了。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正如李侃如所言，实际上中国的政治教育，包括爱国主义教育，都在减弱，大多数城市人“不再参加政治学习小组，而那曾经是八十年代中国的一大特色”。此外，如果说政府宣传是中国新民族主义兴起的主要推动力量，那么就难以解释为什么许多最极端的民族主义声音恰恰是来自“中国最国际化的地域”。这些地域更能远离政府宣传，更易受西方影响，按照上述观点，其民族主义情绪应该是更少，而不是更多。同样，政府宣传的因素也解释不了为什么海外中国人即便没有在中国官方爱国主义宣传的濡染下，也具有同样或者更深的民族主义情绪。

更进一步说，尽管中国政府确实需要民族主义来增强其“脆弱”的合法性，不过政府已经敏锐地察觉到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它也会威胁自身的合法性。大量研究发现，在很多情形下，北京不是给极端民族主义添柴加火，而是努力限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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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主义因此并不是单纯中国内部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它的复兴是对美国冷战结束后对华强硬政策的反应，尽管这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冷战期间，将近二十年美国曾把中国当作准盟国，它打中国牌以此遏制那时两国的共同敌人——苏联。1985年，与西方尤其是与美国关系的改善，促使邓小平提出著名的时代主题论，认为国际形势可以用两大主题来概括：和平与发展。在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热衷于向西方学习，而非仇外排外。在经济领域，这种热情表现为热切地寻求全球联系。1987年的一项全国调查发现，四分之三的中国人对西方理念的流入持包容态度，80%的共产党员也持类似态度。如果说那时中国有民族主义，如王小东所言，那是“逆向民族主义”，即一种对中国文化有耻辱感的民族主义。

冷战的结束和“八九政治风波”，使得西方对中国的认知和政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上面的章节中我们看到，许多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评论员和决策者为了找到新的敌人，开始把中国作为新的恐惧源泉和遏制的新目标。所谓中国新民族主义的兴起与美国开始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几乎是同步的。

《中国可以说不》，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年出版

新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是1996年引起了极大热议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出版。无论是它挑动性的标题，还是时机，都有力地展现出中国新民族主义的模仿特质和回应性的特点。一方面，这本书是模仿1989年日本民族主义者石原慎太郎和盛田昭夫出版的《日本可以说不》一书，后者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方风行打压日本运动之后写成的。与此同时，在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开始出现认为美国故意在一系列问题上打压中国的观点。比如将中国的人权状况与最惠国待遇挂钩、反对北京申办奥运会、策划“银河号”事件、支持李登辉于1995年访美和在台海危机中向台湾海峡派出两支航母战斗群。正像许多参会者在英国一次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会议上谈到的那样，《中国可以说不》这一高度民族主义的著作之所以广受欢迎，更多的是与其特定的时机和内容有关（内容主要涉及1995年至1996年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对峙），而与所谓中国固有的民族主义特质关系不大。我们或许还记得，上述大多数“事件”，都是在美国寻求对华更强硬政策的背景下出现的。

如果我们透过这本书耸人听闻的只言片语，仔细分析其观点，就会发现，中国民族主义的相互回应特征就变得愈加明显。其中一个作者写道：“本来我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但是自看到北京申办奥运过程中美国和那些英联邦国家的表现，深感刺激，以后就慢慢地变成一个民族主义者了。”这种转变经历很好地概括了这本书的总体情绪。另一个作者表述了美国对华强硬政策的转变是如何改变他对美国的态度的。回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对美国站在中国一边对抗苏联感到高兴。在八十年代他的亲美情绪达到了顶点，他把美国看作中国在所有方面的学习对象。但是，经历了九十年代初美国对中国的一系列敌对行动之后，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他对美国的极高期望以苦涩的失望告终。同一年出版的另一本颇受争议的书《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也讲述了一个对美国幻想破灭的类似故事：

我们在中国上大学和研究生的时候，积累了对美国的一些好感，如果说在我们去美国之前还有一些亲美情绪的话，到了美国之后，看到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妖魔化和对中国文化的新种族主义攻击之后，这些好感便被一扫而尽了……正是美国人和美国媒体对中国的妖魔化“激起”了我们的反美情绪。

1999年5月8日，北京10余所高校的数千名学生前往美国大使馆，强烈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国驻南使馆

1999年美国“意外”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或许可以说没有其他事件比此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推动作用更大的了。几名中国人被炸死，多人在此事件中受伤。受此刺激，许多一年前还在欢迎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球星迈克尔·乔丹和克林顿总统的大学生，如今涌到了美国驻北京的大使馆门前进行抗议。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里，一群中国学生围住许多美国学生，高呼“血债必须血偿！”一个学生承认此种场面确实不怎么友善，但是他又很快追加了一句“比起我们所回应的美国所作所为，这算是很克制的了”。以前中国民众对美国愤怒主要限于纸质传媒。这次轰炸却首次在互联网上引发了攻击性十足的民族主义言辞。为了响应公众对北约轰炸的愤怒斥责，《人民日报》网络版专门开辟了一个“抗议北约暴行论坛”。这个论坛后来发展为极具民族主义性质的强国论坛，它如今成为中国讨论当下事件的最有影响力的论坛之一。对于很多人来说，这起重大事件是难以忘怀的决定性事件。曾经对国际政治漠不关心的人，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民族主义者。甚至许多参加过“八九政治风波”的人，如今也变成了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者。

因此，不应该孤立地理解中国的新民族主义，而应该从相互回应的角度来看待。具体说来，如范士明所指出的，这是对“美国国际行为和外交政策的单边主义、傲慢、伪善和霸权”的回应。如果没有1999年的轰炸，很难想象会有那些反美示威游行的发生。同样，如果美国的侦察机不在中国沿岸经常飞行，就不会有2001年撞机事件，也就不会有随之而来的中国民族主义爆发。如果北京奥运会圣火传递过程中不在海外遭遇暴力冲击，也就不会有来自中国大陆和海外的强烈民族主义者的回击。到目前来看，中国新民族主义往往发生在国际互动的背景下，它并不仅仅是“中国制造”；它还是被美国和西方合作建构出来的。更多的证据显示，在西方政策和中国行为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当西方尤其是美国表现出对中国尊重时，民族主义声音就会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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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对美国强硬政策的反应，公众表现为民族主义激情，那么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国际关系学者）则表现为对权力政治思维的钟爱。用柯庆生的话说，中国成为“冷战后世界权力政治的高地”。许多中国学者相信，国际关系仍然类似于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北京大学教授朱锋认为，权力政治理论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框架，通过它可以解释当代国际事务。张睿壮是毕业于伯克利的一名中国学者、南开大学的教授，他认为对人性自私的现实主义假设是世界现实的真实反映。因此，国家之间利益的冲突不可避免：假如你想要和平，那就准备战斗吧。另一位伯克利研究生、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在《中国国家利益分析》一书中，从一个相似的角度，提出捍卫国家利益依靠权力。在权力缺失的情况下，捍卫国家利益几乎是幻想。如果觉得这些想法有些耳熟，那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是从西方主流战略思想中挪用过来的。《中国在想什么？》（What Does China Think?）一书的作者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认为，阎学通几乎就是“威廉·克里斯托尔形象的翻版”。威廉·克里斯托尔是美国新保守主义战略家的领军人物。就像克里斯托尔对中国威胁忧心忡忡，又对绥靖中国带来的危险忧心不已一样，阎学通看起来同样担心美国，同样强烈呼吁不要对美国示弱。“我们认为假如你妥协，他们会得寸进尺。我们与日本和在中国台湾存在的问题，就是纵容的直接后果，”阎学通对伦纳德如是说。

中国强硬的现实主义学者——阎学通

当然，这种“翻版”说并不意味着中国思维总是西方理念的被动衍生物。或许人们认为，这不过反映出在思考世界现实时，“现实主义者都所见略同”。对于阎学通个人来讲，他的现实主义思维或许还可以追溯到他少年时的经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一度离开校园被派往建设兵团。尽管如此，这些都还无法解释为什么近年来一些偏自由主义的学者也逐渐秉持了类似的观念。在侦察机事件中，楚树龙，一个当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常常与其强硬的同事阎学通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主张除非美国做出真正的道歉，否则不应该释放美国机组人员。北京大学教授王逸舟，自称是一位“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但作为一个来自“贫弱的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他对“国际政治日常实践中，施加于贫弱国家之上的权力政治粗暴现实和霸权主义”深感苦恼。对于楚树龙和王逸舟来说，他们对权力政治不情愿地接受，似乎与该理论的说服力关系不大，而更多地与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有关。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旧调重弹过去欧洲中心主义的“刺激—反应”模式，即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权力政治思维全然是外部刺激的产物。毫无疑问，中国完全能够自生出民族主义者或权力政治理念。纵使我们这里应该认识到中国的主体性，我们还是不要忘了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西方对中国现实主义的建构。诚然，现实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并不陌生（比如法家思想），但是如果没有欧洲的枪炮外交，很值得怀疑它会在一个传统上由儒家主导的社会里大行其道。

屈服于权力政治的林则徐，于虎门强制销毁鸦片

清朝钦差大臣林则徐的内心转变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林则徐负责查禁英国商人的非法鸦片贸易，最初他本着儒家礼尚往来的精神劝说维多利亚女王采取合作态度。在1839年给女王的信中，他恳求地说：“自不肯以己所不欲者，施之于人。”但是他的话并没有被英方听进去。看到欧洲列强的军舰在公海上不断地“自由穿梭”，他最后只得屈服于权力政治的“现实”。1842年，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说，“军舰、枪炮和水上力量，都是中国海防必不可少的东西”。但是这种想法在当时中国是革命性的和颇具争议性的，他请求他的朋友不要将此想法公开。林则徐从一个儒家的学者型官员变成一个现实主义的战略家，这是西方列强对近现代中国战略思维和行为长期影响的一个缩影。就像中国自十九世纪中期以来对富强矢志不渝的追求与遭遇列强的惨痛经历密不可分一样，中国如今成为刻板的现实主义大本营，也应该尤其放在当代中美互动的背景下来理解，尽管这并不是唯一的因素。(作者潘成鑫，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国际关系学高级讲师，阿尔弗雷德·迪肯公民与全球化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