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系为什么是造反中心？

作者张守信，伊斯坦布尔大学宗教社会学博士候选人

今年的诺鲁孜节是三月二十日。三月十九号，一个来自土耳其东南部城市加齐安泰普的年轻人在伊斯坦布尔独立大街用人弹的方式引爆了自己，目前死亡5人，受伤30多人。

诺鲁孜节是从中亚到巴尔干，横跨大半个亚洲到东欧地区生活的突厥民族，波斯民族以及库尔德人庆祝春天到来的节日。按照我们中国人的理解，就是“春节”。春节的前一天我们叫做除夕，除夕的意义在于过年，“年”按照《吕氏春秋·季东记》的记载是古人在新年前夜用击鼓方法驱逐的“疫疬之鬼”。火药发明后，我们逐渐开始使用鞭炮来驱逐“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不仅赶走了前一年的坏运气，更是对新一年的美好期待。

诺鲁孜的意思按照古波斯语是“新的一天”、“日光”的意思，是在肃杀的冬季后迎来新生的节日。但关于诺鲁孜的传说，在各个民族中却不尽相同。库尔德的神话传说“铁匠卡瓦”是这么说的，相传2500年前在一个叫做“祖哈克”的地方生活着一个非常非常残暴的国王，这个国王不仅自己异常残暴而且在他肩膀上还有两条异常凶残的蛇。铁匠卡瓦就生活在这个国王的暴政之下。为了喂养自己的两条蛇国王每年都要求库尔德人进献两个库尔德小孩，小孩被砍下脑袋当做食物给蛇吃。国王不仅要小孩做祭品同时还阻止春天的到来。对暴政忍无可忍的阿尔玛耶和嘎尔玛耶伪装成宫廷厨师混进王宫，每年都会用一只山羊头替换一个孩子，然后偷偷地把这个孩子送出宫外交给铁匠卡瓦，数年之后铁匠卡瓦用这些孩子建立起了一支部队，杀死了暴君，并且放火庆祝，迎接新生。这些孩子被认为就是库尔德人的祖先。于是，之后每年的诺鲁孜节库尔德人都喜欢在郊外点起篝火载歌载舞庆祝民族解放和新生。

图：库尔德人庆祝诺鲁孜节

今年土耳其的安全形势严峻，政府决定取消今年各个地区的诺鲁孜节庆祝活动。事实上，诺鲁孜节在土耳其人中并不算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这种禁令对土耳其人来说可以说无关痛痒。但是对于库尔德人来说，禁止诺鲁孜的象征意义远远超过了对安全的考量，这道禁令似乎就像阻止春天到来的暴君一般可恶。库尔德人的独立活动组织在短短一个月内制造两起自杀式袭击，暴怒的火球吞噬着生命，就像一场献祭，只不过祭品不只是库尔德的年轻人，也包括了更多在傍晚准备回家的路人。公交车里的乘客，观光的游人，老人，年轻人甚至孩子，都在这场疯狂的祭奠里成为牺牲，神坛上坐着的是土耳其和库尔德的民族矛盾。

民族矛盾是一个太过抽象的概念，具体来说，就拿我在伊斯坦布尔大学的这几年经历来看，民族矛盾这尊大神，不仅有善男信女烧钱焚香，更有宗教圣所，以及宗教仪式。

伊斯坦布尔大学法学系可以说就是民族矛盾大神的圣所。有志于发展民族矛盾事业的信徒似乎都要在法学院接受洗礼，拿库尔德人这方面来说，库尔德工人党的传奇人物也就是库尔德工人党的创始人Abdullah Öcalan（阿卜杜拉·厄扎兰）就曾就读伊斯坦布尔大学法学系，后来转入安卡拉大学政治系在那里度过了14年的学生生涯。

法学系为什么会成为矛盾的中心？是因为法律人更加具有反抗精神和造反精神吗？是因为法律人对正义孜孜不倦的追求？

我带着这些疑问，和一个在法律系读书的朋友苏哈一深夜在法学院旁边的咖啡馆里讨论了这个问题。他给我的回答并不太符合我之前的形而上玄想，而是出乎意料的具体。

他认为，首先法律系学生课业太重，精神压力巨大，所以会参加一下比较激进的组织缓解压力。这可以说是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都可能有的经历。但是，为什么偏偏伊斯坦布尔大学法学系形成了这种传统，还要从上世纪七零和八零年代说起，当时各种思潮涌入土耳其，各种学说的代表书籍都聚集在伊斯坦布尔大学旁边的一个书市里，左手边可以看自由主义，右手边就是切格瓦拉，对于伊斯坦布尔大学的学生来说，位于今天大巴扎旁边的这个小院子成了滋养思想的源地。最后，他觉得亲密的私人关系也传播了这些思想，比如说，如果一个法学系的女孩子加入了该系的激进组织，那她也会拉入她的男朋友（这个简直就是传销的法学版）。

但造成法学系学生充满造反精神的一个不可不提的人物就是生于1947年2月28日，并与1966年11月被伊斯坦布尔大学法学系录取的岱尼兹·盖兹米什（Deniz·Gezmiş）。岱尼兹是土耳其的社会主义革命者，学生领袖和政治活动家，并且是土耳其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在他入学伊斯坦布尔大学法学系之前，高中时代的岱尼兹就已经接触到了左翼思潮并且经常参加各种活动。入学后，岱尼兹迅速成为伊斯坦布尔大学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领袖人物，因为参加的抗议活动太多数次入狱的岱尼兹，终于在1969年在警察接管大学后爆发的冲突中受伤，并在1972年因为触犯了刑法被处以死刑。至于岱尼兹留下了多大的影响，可以以下事实：1980年岱尼兹被处死时的总理尼哈特·艾力木（Nihat Erim）被寻求报复的左翼革命者暗杀；据我朋友介绍，现在入法学系的新生首先在学院里看到的就是岱尼兹的画像，每年开学季都有左翼学生组织将岱尼兹的画像贴的到处都是，所以法学系的学生会有一种革命者的使命感。

革命者岱尼兹。是否有切·格瓦拉的气质？

当时正义党的党员也就是后来土耳其第九任总统苏莱曼·戴姆勒（Süleyman Demirel）评价岱尼兹事件是说“冷战的又一个不幸”。70、80年代的土耳其政治气象跌宕起伏，正是美苏冷战的安纳托利亚翻版。左翼学生的激进和革命精神在库尔德学生的民族解放上找到了生根滋长的沃土，法学系的左翼组织正如土耳其其他的左翼组织和政党一样，往往和库尔德势力纠缠不清。而为了对抗这股力量，有土耳其和美国联手培植起来的民族主义组织也应运而生。1966年在安卡拉大学法学系Ülkü Ocağı（理想家园，国内似乎也称这个组织为“灰狼”）成立。这个为了对抗共产主义和左翼思潮在大学扩散的组织迅速在各个大学扩散开来。后果逐渐演变成左翼的库尔德学生和民族主义的土耳其学生之间的不共戴天的民族仇恨，冷战在土耳其的遗产就变成了土库之间纠缠不清的矛盾。

伊斯坦布尔大学法学系里这尊民族矛盾大神至今还被顶礼膜拜，时不时的宗教活动就是校园群架，但凡土耳其发生了什么大的政治事件警察就必须荷枪实弹进入校园，准确的说进入法学系维持秩序，防止两边的学生流血冲突。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土耳其国内这对矛盾的背后，冷战似乎还在持续。安卡拉发生的两次人弹爆炸最后都被库尔德工人党认了下来，而今天库尔德工人党背后仍然可以看到俄罗斯的影子，而这一边则是美国为首的北约。

这些法学学生之间的冲突，到底是大国博弈的棋子之争呢，还是自主的、通过相互诱发对方的暴力而加强自身的动员？民族矛盾教已然羽翼丰满，门徒四散在大地上网罗信徒，而这个宗教的祭司可能并不虔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