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迪·哈特曼：家庭作为性别、阶级和政治斗争的场域

【编者按】今天，家庭价值、孝道，女德、家庭价值、妇女回归家庭的种种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种种的家庭言论中，家庭被认为是一个相互独立且利益统一的集体，而女人就是要天经地义的为自己的小集体奉献一生。在知名女性主义经济学家海迪·哈特曼眼里，这样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哈特曼以家务劳动为例，分析了现代的资本主义异性恋核心家庭如何作为性别、阶级和政治斗争的场域，在这其中妇女如何经历着来自父权与资本的双重压迫，女性承受着家务劳动和雇佣劳动的双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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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最近十年关于家庭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家庭结构的多样性、以及家庭这一社会单位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之间的关系，已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然而在我看来，这些研究仍然没有成功辨认出并处理家庭生活中冲突的来源。因此，这些研究对于我们理解妇女的处境，作用仍然相当有限。现有的研究已经很有说服力地纪录了在社会转变进程中家庭所展现出来的持久性和适应性，这理所当然会驱使我们这些女权主义者去思考：当某类型的家庭生活常被我们视作是妇女所受压迫的主要来源时，其延续和妇女利益的关系是怎样的。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中许多关于家庭的研究都指出了，尽管男女两性在家庭生活中的责任与所得并不平等，但她／他们常常会以不同的方式去维护家庭本身。但是，由于未能足够清晰地聚焦在男性和女性在家庭中的经验、利益的差别，这些研究忽视了社会现实的许多重要面向，以及家庭和社会变革的潜在决定性因素——尤其当人们在家庭内外努力斗争，去增进自己的利益时。我认为，这种（对性别差异的）忽视，来源于展开研究的许多学者所持有的共识，即将家庭视作一个统一的利益集团，或者视作一个为自身权益而变的行动主体（agent）。

在本文中，我认为这种对家庭的隐含定义——一个有着统一利益的能动主体（active agent）——是错误的，同时我提出了一种替代性的定义，即将家庭视作斗争的场域（a locus of struggle）。在我看来，家庭不能被理解为仅仅是——或主要是——一个被情感和亲属制度所形塑的单位，而必须被视作是一个进行生产和再分配的场所（location）。因此，正是在它这样一个场所里面，人们在这些（生产和再分配的）过程中怀着不同的行为和利益，常常相互之间发生冲突。我不想否认家庭中常常包含有强烈的感情联系，其对于我们精神生活的极度重要性，以及家庭对建立意识形态规范的作用；但是为了发展一种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关于家庭的分析框架，我希望辨认出并去探索家庭单位中性别关系的物质面向。因此，我集中关注了人们在家庭中所作工作的本质，以及他／她们对于自己劳动成果的控制。

在一种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视角下，家庭内外的生产组织形式都受到了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形塑。我们现有的社会结构建立在阶级和性别层面上的不平等的劳动分工，而后者产生出张力、冲突和变革。正是这些隐藏在人群中的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人际关系，而非家庭关系本身，成为了我们社会动态变化的源泉。家庭关系所呈现出的特定形式，大致反应出这些隐藏的社会力量。例如，家庭中领薪者和不领薪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就是内在于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形式中的劳动分工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本文要提供一个纲要，去理解西方社会普遍的家庭模式中隐藏的经济结构——即居于同一家户中的异性恋核心家庭这一模式，以便更好的突出家庭成员之间、特别是男女之间的”利益差异”而”非利益和谐”。

生产、再分配和家庭

让我引用恩格斯一句为人耳熟能详的话作为开场白：“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

恩格斯和其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延续这一双重计划（dual project）。生产这一概念理应同时包含对于“物品”、或者说物质需求的生产，和对于人的“生产”，后者可以被更准确地描述为对带有特定属性——如性别——的人的生产。然而，马克思主义对于生产这一概念的发展，主要集中在物品的生产上。盖尔·鲁宾（Gayle Rubin）将“性／别制度（sex/gender system）”定义为“在一套组织安排中，人的性与生育的生物原料既被人与社会的干预所塑造，又在习俗的方式中获得满足”[ii]，这一概念的提出极大地扩展了我们对于人的生产这一问题的理解。这一整套的组织安排根本上是社会性的，它们再生产了人类这一物种，也同时再生产了性别。不同的人群会以不同的方式来诠释性别（sex）的生理特征；生物性总是由社会性调节的。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社会性别（gender）的创造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两性（sexes）之间劳动分工模式的创造，两类工人被创造出来，而她／他们之间互相需要对方。在我们的社会中，两性之间的性别分工包括了：男性主要在家门外从事雇佣劳动，而女性主要在家里从事生产活动；男性和女性都住在家中，并将她／他们的资源集中在一起。我们所了解到的这种家庭形式——相比女性，男性在性别关系的阶序中处于更优势的位置——只是组织人类活动、并随之创造性别的一种可能架构方式，而我们已经知道，其实有许多种其他的社会安排形式。

尽管最近一些女权主义精神分析理论已经强调了，核心家庭中子女、母亲和父亲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以及这些关系如何从根本上沿着性别这条轴线塑造了人的性格，并使得不平等的性别等级阶序能够延续下去；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性别充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对于不平等的性别关系的创造和维持，不仅仅依赖于家庭生活，而且也和经济生产——恩格斯所说的物质需要的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一个孩子的性格部分是由她／他的母亲是谁、以及母亲和其他人的关系所塑造的，然而她和其他人的关系却是我们整个社会安排的结果，而不是仅仅由家庭关系决定的。“依赖”同时既是心理关系，也是政治经济关系。例如，男性主导的行会和专业协会将女性从技术工作中排除出去，并且减少了她们自我支持的机会。相似的，对于堕胎权的否定加剧了女性对于男性的依赖。通过种种类似的方式，这些安排被制度化，从而使得男性作为一个群体有能力保持对于女性劳动力的控制，并因此延续他们的支配地位。对于女性劳动力的掌控成为男人们的控制杆，他们借此可以享受女性提供的个人服务与家庭服务，包括免于照顾孩子、以及其他种种需要在家庭内外承担的令人不快的职责；而建立在异性恋一夫一妻制婚姻之上的核心家庭组织形式，正是可能会促进这种掌控权的诸多制度形式中的一种。父权制的物质基础是男性对于女性劳动力的控制；不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的性别分工（the division of labor by gender）都倾向于使男性受益。

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物质需求的生产大多在家庭之外、在大规模的企业中进行，而企业的生产资料由资本家控制着。大多数人没有她／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除了提供自己的劳动力来换得工资以外没有其他选择。工人创造出的价值中超过她／他们工资的部分——也就是剩余价值——则被资本家们所占用。我们社会的根本动态关系之一正是从这个生产过程中涌现出来的：雇佣劳动者尽可能地保持对于她／他们劳动条件和产品的控制，而资本家被竞争和资本积累的需求所驱使，努力从工人手中抢夺掌控权，来增加剩余价值的数量。人们使用她／他们获得的工资来购买她／他们生存所需的商品。而在家庭中，这些商品被转换成人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可用的形式。在我们这个被父权制和资本主义所组织的社会中，基于社会性别而进行的性别分工使得男人主要进行有工资的雇佣劳动，而女人则主要负责家务劳动，它的主要内容是购买各类商品，并将之转换为可用的形式。比如人们必须把床单买来、铺在床上、每次睡完觉再整理一番，还需要将其洗干净；而食材必须要被买来、清洗、烹饪，才能成为一顿饭。家庭生产也包括了在生物意义上对人的再生产，对她／他们性别的塑造，以及通过家务劳动来养活她／他们。在这一对人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劳动过程中，家庭生产里产生了我们社会中的另一种根本动态关系。若要理解我们所处的生产体系，就必须既要理解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是在工厂中、服务中心还是办公室里——也要理解家庭中对于人的生产和再生产。两种生产类型都无法独自进行自我的再生产，然而它们在一起共同创造并再造了我们的存在。

这种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式的生产组织方式必然会伴随着一种再分配的方法。由于劳动的阶级分工和性别分工，并非每个人都能直接获得生存所需的经济手段。当我们粗略地回顾资本主义在西方社会的发展时，我们会发现资本主义常常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根——生产和再分配原本主要发生在家庭和村落中；虽然资本主义将大量生产工作转移到家庭之外，它并没有完全摧毁传统的生产和再分配组织形式。在前工业化社会的家庭中，按照当时的父权制权威关系，人们不仅进行劳动，而且也共同分享她／他们的劳动产出（在承担完家庭以外的责任，如封建负担［feudal dues］之后）。在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资本家们必须要将人们疏离于他们之前所掌握的生产资料，从而建立起基于“自由”雇佣劳动之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人们成为了为资本家工作的“自由”劳动者，因为她／他们没有其他的生存方式，只能依靠工资来从资本家那里购买商品，而这些商品正是此前她／他们在家中和村子里生产和彼此之间交换的产品。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发展，老人、少年和育龄妇女越来越少地参与到经济生产活动中，并越来越依赖于在外赚钱的人——这些人越来越多的是成年男性。家庭成为了人们集中收入的社会单位（income-pooling unit），而非产生收入的单位。在资本主义来临之前已经建立起来的父权制的劳动分工中男性从女性的劳动中获益，在资本主义之下这一分工模式得到了延续，男性虽然成为了雇佣劳动力，但仍然享受着他们妻子提供的服务，因为女性大都成为了“家庭主妇”。而产生于这种劳动的性别分工的男女两性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也同时得到了维持。资本主义之中，家庭需要成为一个集中收入的单位，成为对男女两性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地方，而这种需要根本上产生于父权制的劳动分工模式。然而正是由于成为了集中收入的单位，家庭因而被认为是一个利益统一的单位，尽管其内部不同成员和生产活动之间的关系是差异很大的。由于家庭成员中的劳动分工的差异，不统一的特性其实内在于家庭的“统一”之中。

如果我们将家庭看作是一个社会单元，其中的成员会共同决定一些事情，例如如何调用它可以支配的劳动力来增大所有成员的利益，那么我们就会使得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生产关系的现实变得模糊不清，而家庭正陷入在这种生产关系之中。相互依赖的关系从来都没有排除掉强迫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家庭中女人和男人相互依赖的程度，不亚于工人和资本家、奴隶和奴隶主。在一个根本上强迫性的环境中（如父权制和资本主义），选择、适应这些概念必然是有问题的——就像有的观点认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或男人和女人之间会有着统一的利益。但这并不是说这样的统一永远都不会存在。

家务劳动

许多研究阐明了父权制在家务劳动中所获取的好处。第一，在人类花在家务劳动的总时间里，妻子们占了绝大多数，平均提供了总时数的约70%，而丈夫们和孩子们共同提供了平均约15%。第二，主要是妻子在照顾孩子。当家庭中有年龄很小、或很多的孩子时，是妻子承担着额外的负担；而无论家庭规模或最小孩子的年龄如何变化，丈夫对于家务劳动所作出的贡献都基本保持一致。至少从家务劳动的角度来看，是妻子承担了所有家庭生命周期的调整工作。第三，对于那些还在家庭外工作赚钱的女性（并且就我们所知她这样做经常是出于经济上的必要），会发现，相比那些妻子没有在外工作的丈夫们，她自己的丈夫平均来讲在家务劳动上多花费的时间非常少。第四，由于丈夫的原因，妻子可能每周要多做8个小时的家务劳动。以及第五，平均来说，如果妻子不外出工作，她每周最少花费40个小时来供养房子和丈夫；而如果她外出工作，那么将最少花费30个小时来做这些事。

除此之外，虽然我们可能会认为，随着阶级、种族和族群的差异，父权制获取的好处会有所不同，然而，我们已经掌握的有限的关于社会经济地位或族群的时间数据表明，妻子的家务劳动时间情况对于这些差异并不十分敏感。例如，在全国定组研究数据中，不同种族的人群之间没有显示出家务劳动时间的差异。而对于阶级差异，我已经在其他地方论述过，人们对家电的大量使用（尤其是不太贵的那些），以及二十世纪早期减少使用仆人，很可能增加了跨阶级的家务劳动的相似性。此外，没有证据表明更大的家电的使用会有效减少家务劳动的时间。收入由于影响了女性的雇佣劳动参与率，而可能对于家务劳动有着最为重要的影响。当丈夫收入水平较低时，妻子更可能会参与到雇佣劳动中，因而体验到同时要做薪工作和家务劳动的“双工日”。有薪工作虽然减少了她们在家务劳动上花费的时间，但也很自然的增加了总体的劳动时间负担。甚至对于全职家务劳动工作者来说，相比于收入，家庭中孩子的数量和年龄对于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更大。

一家之中在外工作的雇佣劳动者和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之间的关系，将家庭置于一定的阶级关系之中，并且决定着家庭获取商品的方式；然而，当审视和理解女性在家中的工作——养育孩子、供养家庭、服务男性，会发现，相比阶级，父权制似乎是更为关键的一个方面。

这真的重要吗？

我已经提出，所有阶级的女性都通过为男性做家务劳动，而受制于父权制的权力。然而有的人可能会说，相对男性而言，女性所承担的压倒性的家务劳动量和她们每周更长的总体工作时间，并不能被认为是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劳动剥削，这些人认为父权制的劳动分工形式和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形式是不同的。有的人可能会争论道，劳动的性别分工并不是一种重要的劳动分工形式，对于工人阶级尤其如此。他们认为，工人阶级的丈夫和妻子都认识到了那些基本的强制性力量，它既卷入到家庭主妇的角色中，也进入到在外工作赚钱的角色中。他们还认为，劳动的性别分工在中产阶级中并不重要，因为这些女性的生活并不十分艰难。

劳动的性别分工太过古老，以至于它的不公正往往被人们接受为正常现象。帕特·麦纳蒂（Pat Mainardi）在“家务劳动的政治”一文中很好地捕捉到了两性围绕着家务劳动所展开的战争的本质。一个性格偏执的男性在他的妻子试图让他去分担家务时所做的每次回应背后，都隐藏着父权制的权力，而她的研究则将这种权力关系揭示了出来。“他的抵抗正衡量了你所受压迫的程度”，她这样警告我们，并且指出丈夫所做的典型回应：“‘我不介意分担一些家务，但是你必须告诉我怎么做’，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会问很多的问题，而你必须在我每次做家务时都告诉我每件事该怎么做，因为我记性不好。同样的，也别想在我做家务时试着坐下来读书，因为我会把你烦死，直到你觉得自己亲手做更简单。”妇女解放运动无疑改变了许多中产阶级女性对于父权制重要性的认知。那么，对于工人阶级女性也是如此吗？现有的相关证据更有限，但是工人阶级女性同样也表达出，她们认识到了工人阶级之中男性掌权的不公正。

今天，女性的工作时间比以前要长——以前的时候她还是全职家务劳动者，而男性负责赚钱养家。就像上文描述过的那样，当女性从事雇佣劳动最多时，她们的每周总体劳动时间（有薪工作加上家务劳动）也最长，而男性的则最短。更多的女性已经进入了劳动力市场，因此更多的丈夫有了一个在外工作赚钱来补贴家用的妻子；男性作为一个群体的集体工作量减少了，因为当他们的妻子们工作赚钱时，他们会减少每周的总体工作时间。同时女性作为一个群体的集体贡献却增加了。这一局面无疑会继续制造不同性别间的斗争。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承受着“双重负担”，更多的人将会去反抗这一现象。然而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对于当前的女性雇佣劳动时间增加，丈夫们可能不是主要的受惠者。虽然他们妻子的工资贡献给了家用，妻子们的劳动力却用来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而不再用来在家庭中维持原有的服务水平。最终去中心化的家庭制度本身将会成为性别和阶级斗争的最大受害者。

结论

去中心化的家庭制度在我看来是父权制的必然结果，然而它同时也要应对资本主义制度再生产所提出的关键要求。相比国家或者资本之下的金钱联系，家庭可以以更便宜的方式提供重要的服务内容，尤其是在经济增长停滞的时候。然而从资本的角度来看，这一关系却令其不安：资本和国家在利用家庭，但却无法完全掌控它。尽管资本主义和中心化的官僚制国家不断扩展，并侵入到越来越多的社会生活领域，但是人们仍然在家庭中掌握着重要的资源、和某些领域的决定权。家庭史学家帮助我们理解了家庭单元的力量和持久性，以及它们在许多领域对于权力的把持。家庭史学家可能对于家庭内的权力关系不怎么敏感，但是她／他们关注到了同一现象的另一个面向——人们在家庭内互相依赖，并且她／他们以家庭为共同的立足点来抵御外部力量的入侵，这些力量会剥夺她／他们的进行决策的资源和他们控制权。虽然我主要关注家庭成员间潜在的冲突，尤其是男性和女性围绕家务劳动而生的那些冲突，然而我想指出，创造了这些冲突之基础的劳动分工形式，同样也创造了家庭团结的基础，即成员间的相互依赖。正是家庭的这一双重特征，使得家庭的行为无论对于资本还是对于国家都是如此不可预测、并且会造成许多问题。比如在美国，没有人预测到二战后规模如此巨大的婴儿潮，或随之而来的女性雇佣劳动参与率的提升，或1960年代末及70年代初人口出生率的快速下降，以及最近的离婚率上升和单身家庭增多。

基于本文所发展出的视角，我们可以将人们在家庭行为上发生的这些变化，理解为对于一些冲突的回应——不仅是家庭内部、同时也是家庭外部所发生的冲突。温迪·鲁特瑞儿（Wendy Lutrell）同样也致力于将家庭作为一个张力和冲突的场域，她这么写道：“人们可以被视作历史的行动者，既作为个体而独立行动，同时也互相依靠、作为家庭成员而展开行动。这一双重进程，加剧了家庭领域内部的张力和冲突，并且创造了一种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当国家、工作场所、社区、宗教或者家庭被视作是斗争的领域时，我们就必定要放弃静态的、功能性的分析框架，这种框架只会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在维持现状。”

在我们的社会中，阶级和性别都会形塑人们对于自己处境的意识，以及她／他们如何斗争来改变这些境况。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将家庭看作是有着共同利益的单元，但是我们需要清晰说明是哪些条件使之成为可能。阶级和父权制社会中内在的斗争会将人们拆散开来，但是她／他们内在的依赖性却会使得人们重聚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