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赤霞：从汉代“辕黄之争”看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这个叫法并不准确，因为它本身并不虚无，而是有明确主张的一种社会思潮。它的主要做法是把近代的尤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完全否定，把革命中的领袖、英雄和模范人物统统加以丑化，为此不惜造谣中伤；同时却给反对革命的人或者革命对象翻案，想尽各种办法为这些人洗地，隐去他们的罪恶而不说，夸大乃至编造他们的“贡献”“优点”。其目的在于彻底否定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甚至否定历史上的被压迫阶级的一切反抗或者革命。

这种现象不是今天才有，在西汉王朝的时候就已经发生过，司马迁在《史记》中把它记载下来，这就是著名的“辕黄之争”。那时的两个儒生即黄生和辕固生在汉景帝面前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黄生非常反对历史上的成汤、周武王领导的革命，是当时“历史虚无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说：“成汤、周武王并非承天受命，不过是以臣弑君的乱臣贼子罢了。”辕固生向来以捍卫革命的历史合法性为使命，他起来反驳说：“不是你说的那样。桀纣残暴昏庸，成汤和武王顺应民心而讨伐桀纣，二人是不得已才登上天子之位的，这不是受命于天是什么？”黄生当然非常不服气，他接着说：“帽子再破旧也应该戴在头上，鞋子再新也应该穿在脚上。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要有上下之分。桀纣虽然昏庸无道，但他们毕竟是君主；成汤、周武王虽然圣明，但他们毕竟是臣子。君主有过失，臣子不去匡正他们的错误，反倒因此而杀害君主取而代之，这不是弑君篡位是什么？”辕固生灵机一动便将了黄生一军，说：“照你这么说，那我朝的高祖皇帝推翻秦朝而登上天子之位也不对咯？”这一下让汉景帝很尴尬，他急忙制止了争论：“吃肉的时候不吃马肝，不算不懂得美味；探讨学问的人不讨论成汤、周武王革命的事情，也不算愚昧！”由于汉景帝的强压，后来便没有人公然讨论这个话题。

在这场争论中，辕固生以捍卫革命历史合法性的卫士自居，实际也是在捍卫汉朝取代秦朝的历史合法性。黄生极力否认革命历史的合法性，是汉朝“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之后的内在需要：它需要稳定自己的统治，防止别人再革自己的命，于是就开始强调父子君臣的等级秩序，对革命造反的行动进行否定。然而汉朝却同样是靠造反建立的，汉景帝的尴尬就在这里：他既不能明确支持黄生，因为那样也就否定了刘邦起义推翻秦朝的历史合法性，自己也成了“盗贼”的后人；同时也不能支持辕固生，因为那样就给别人再次造自己的反，再次革汉朝的命提供了思想理论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汉景帝两边都不能明确否定，又不便于明确支持，只好来了个不许争论：你们都给我闭嘴！

看了这个之后，我们就会对今天意识形态领域的所谓历史虚无主义与其对立面之间的斗争发出会心的微笑。如今那些拼命诋毁革命的人不就是今天的黄生嘛，而那些捍卫革命历史合法性的体制内的保守派不就是辕固生嘛？今天的执政党同样面对汉景帝的尴尬：一方面只有在保持革命历史正当性的情况下，自己今天才能有执政的合法性，否则自己就成了“盗匪”的后人。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教科书和电视台等地方还拿一点这些东西当点缀。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进入资本市场社会，执政党的性质也由过去的工农革命政党变质了，其内部的当权者成了新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要把今天的剥削制度合理化、合法化，就必须把历史上的跟自己地位相当的人即把那些剥削者加以美化，但同时为了防止自身成为工农再度革命的对象，就倾向于把历史上的无产阶级革命乃至一切造反起义加以否定。

当执政党陷入这种矛盾，同时宣传机器也拿不出一套像过去革命思想那样完整的东西，就只好把已阉割掉锋芒的革命的，和各种反革命的揉成一个大杂烩。尽管他们拿不出明确的像样的东西，却会按照自己的阶级本能来行事，会本能地挑选一些有利于自己统治的东西，对真正的革命逻辑加以排斥，这就是如今所谓“国学”、“传统文化”高烧不退的原因——不是说传统文化里没有激进的内容，但这里的“传统文化”和“国学”很显然是剔除了革命内容后的那些东西，和历代占正统地位的那些东西大同小异。

执政党本身还不便于公开否定革命，羞羞答答欲说还休；而在这个剥削制度中崛起的另一个剥削集团——民间自由资本集团就不用这么顾忌了，他们显得赤裸裸，明火执仗。两者虽然主张有差别，但都有否定革命的内在需要，只是步伐上有分歧。在执政者的纵容和默许之下，意识形态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就开始泛滥起来了。就像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曾经写过的：“如果你是个有心人，你还会发现一系列的变化，比如历史上的劳动者、反抗者、起义领袖的名声越来越差，李自成被说成了强盗，洪秀全成了邪教主，义和团被贬低为‘暴民’，社会主义时期的英雄、劳模的事迹，如雷锋、焦裕禄等，也被污蔑成是‘捏造的’，慢慢地被整个社会冷落了。相反的是，建国前的官僚贵族、地主、资本家的形象却变得越来越好，在新出版的所谓‘揭露真相’的著作里曾国藩等被重塑为伟人，蒋介石成了英雄，孔子又被吹嘘成了中华民族的万世圣人，刘文彩、黄世仁等都得到了平反。有些书写刘文彩是一个勤劳致富的企业家，热衷于周济穷人，兴办教育，造福乡里；说黄世仁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人，或者说是一个真正的大善人。总之，社会主义时期非常推崇的那些英雄人物和模范，都慢慢地被污蔑或者冷落；而那个时期非常反对的地主、资本家和官僚贵族，又开始受到主流社会的崇拜。”

“如果我们把这些联系一下当今的社会现实，看一看今天社会上强势的是些什么人，就会恍然大悟。原来今天的官老爷和富豪老爷们，又出现在社会之中，又成了左右社会的主要力量。我们工人农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不是都被这些人都拿走了么？今天那些依仗财势欺男霸女、剥削压迫的人，不就是新的黄世仁周扒皮刘文彩吗？你们在媒体上、甚至在现实生活中见的这些人还少吗？而今天的这些老爷为了把他们现在的秩序说成是合理的，就给历史上的官僚贵族、资本家就都平反了，把他们说成是好人、能人；同时他们害怕你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对象，于是就开始污蔑历史上的起义领袖和无产阶级的英雄模范。”

因此可以说中国社会演变成阶级社会和执政党自身的资产阶级化，才是所谓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源。就像俄国人卡拉·穆尔扎在《论意识操纵》一书中所言，当社会主义体制内部成长起来一个官僚集团的时候，它和社会主义体制的利益就不相容了。这个集团羡慕西方精英们，也想占有大量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彻底否定私有财产的；他们希望能把控制的国有企业完全占有，但实际上他们如果犯了罪被查处后，这些企业就完全不被他们控制了；这个集团向往奢侈享受，而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那种公而忘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等思想对他们也形成了很大道德压力。这种利益不一致，引起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仇恨，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他们就在各个方面试图松动、改变掉这个制度，直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代才得以成功。而美国人大卫·科兹在《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书中统计的统计又证实了穆尔扎的这个观点，科兹发现苏联解体后原苏联的各级实权官员摇身一变靠着化公为私成了最富有的寡头阶层，绝大部分像样的企业主都是这么来的，于是苏联解体就成了高官们抢劫了共有财产又通过政权更迭通过改变国家体制加以合法化了而已。中国也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只不过苏联人几年就走完了，中国三十多年尚未完成，因此执政者在“表面尊奉革命而实际否定革命”这样的逻辑之间还有某种顾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