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Smith：二十一世纪的帝国主义

生产全球化及生产移转至低工资国家为新自由主义时代最为重要的动态变化。部分经济学家所称的“全球劳动套利”(global labor arbitrage)为其最根本的驱动力量：即欧洲、美国、日本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增加获利，透过生产外移(即本文所称“外包”(outsourcing))或引进移工，并以廉价的国外劳工取代本国工人。降低关税与消除资本流动的障碍鼓励了生产外移，边境的军事化和高涨的仇外情绪对低工资国家工人的迁徙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非但未停止工人迁徙，反经限制移工流入而强化了其危殆、次等的地位。结果为工厂及其产品、乃至于拥有厂房和产品之资本家得自由越过美国、墨西哥边界、轻易跨越了欧洲堡垒的围牆，为它们工作的人们却未享有移动的权利。这是全球化的扭曲-一个除劳动人民，其他人、事物皆不受国境限制的世界。

全球工资差距，大多肇因于压抑工人的自由移动，反映出了剥削率的全球差异所致的扭曲(简言之，即工人所产出的价值和其所得的工资之差异)。向南方移转生产显示了总部设于欧洲、北美、日本的企业之利润，及由该获利所衍生的金融资产的价值，乃至于欧、美、日等国国民的生活水准极度依赖对所谓的“新兴国家”工人的高剥削率。故而我们应体认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帝国主义阶段，在此阶段，经济本质定义了帝国主义：即北方资本家对南方活劳动(living labor)的剥削。

本文第一部分提出全球性移转生产至低工资国家的经验分析，并指出帝国主义的超级剥削为其主要特徵;[1]第二部分则以马克思(Karl Marx)价值理论的观点为依据，回顾1960年代与70年代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及其“正统”马克思主义批判者的论战，并反思列宁(Vladimir Ilyich Lenin)的帝国主义理论，最后并以批判性再诠译马克思的《资本论》(Capital)为总结。

第一部分：全球化及帝国主义生产与生产者全球化

生产全球化反映出跨国企业的权力和势力大幅扩张，其中绝大多数跨国企业皆设于帝国主义国家。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估计“约有80%的全球贸易……为跨国企业的国际生产网络之一环”，而其中若非涉及企业内部(in-house)的外人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就是涉及了“领先企业”与其前独立供应商“一臂之遥”(arm’s-length)的关系。[2]

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或就全球北方观点所称的“外包”)是缺乏天然资源的贫穷国家所拥有的唯一资本主义选项。在此架构下，“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製造出口所佔的比例自全球化时代开始之前的5%跃升至千禧年之际的30%(参见图一)，而製造品佔全球南方出口的比例不到十年间成长了三倍，1990年代初期大约维持在60%。图二显示了由帝国主义国家观点所见的剧烈变化。在1970年代，仅有不到10%的製造进口品源自于当时所称的第三世界，约莫到了千禧年前后，其比例-之于大幅扩张总量-已然成长了五倍之多。[3]

图一：发展中国家的製造品佔全世界出口的比例

总出口的百分比以黑线表示

世界製造出口品的百分比则以灰线表示

资料来源：UNCTAD Statistical Handbook，http://unctadstat.unctad.org。1955-1995年的数据系由UNCTAD, “Handbook of Statistics—Archive: Network of Exports by Region and Commodity Group—Historical Series” 而得，http://unctadstat.unctad.org，作者于2009年7月18日取得数据，网页已不复存在(数据系由作者当时取得)。

图二：发展中国家製造进口品在已开发国家中所佔的比例

美国以黑线表示

日本以灰线表示

欧洲以虚线表示

资料来源：UNCTAD Statistical Handbook，http://unctadstat.unctad.org。1955-1995年的数据系由UNCTAD, “Handbook of Statistics—Archive: Network of Exports by Region and Commodity Group—Historical Series” 而得，http://unctadstat.unctad.org，作者于2009年7月18日取得数据，网页已不复存在(数据系由作者当时取得)。

美国汽车工业的例子具体地说明了这一点。在1995年时，该工业自加拿大和墨西哥分别进口了高达4倍的汽车相关附加价值(value-added)，2005年时再增加10%，及至2009年，自墨西哥而得的附加价值已然比加拿大高过48%。[4]将生产过程转移至低工资国家之于欧洲与日本企业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其北美竞争者。一份有关欧盟、中国贸易的研究归结道：“将较为劳力密集的生产和组装离岸外包(offshoring)至中国的可能性，为我方面临高度竞争环境的企业提供了生存及成长的契机”，而“日本电子公司之所以能在美国市场欣欣向荣，其原因即在于日方已将生产线移至中国”。[5]

世界贸易导致一个高度特殊的结构，北方国家企业在此一结构中互相较劲，藉由外包生产以削减成本的能力成为了企业成败的关键，而低工资国家的企业亦彼此激列竞争，各自操纵亟欲求职失业工人过剩的“比较优势”。然而，北方国家企业通常并不与南方国家企业竞争。[6]此一简单、却经常受人忽视的事实也适用于母公司及其(经由外人直接投资)所完全拥有的子公司，而日益受到青睐的“一臂之遥”关系也大抵如此;例如、Primark和其孟加拉供应商、通用汽车与不断增产通用零件的墨西哥企业，其彼此关系纵使极不对等，却仍然为互补(complementary)关系，而非竞争(competitive)关系。虽然该特殊结构本身矛盾分歧，也不乏重要例外，但大致的规律已然明确：北方明显与北方拚斗，而南方与南方的自相残杀却走入了向下竞逐(the race to the bottom)的末路，北方与南方的交锋，即南北企业间交锋，大体而言付之阙如。在此同时，工人面临著全球的工资差异、工资压迫、乃至于各国工人报酬之于国内生产毛额(GDP)的比例日益下降。

生产的全球化所改变的不仅是商品的生产、一般社会关系的生产，在转变界定资本主义之社会的生产关系一事尤其明显：即资本、劳动关系，北方资本和南方劳动日益概括该关系。“发展中”国家工业就业人数的巨幅成长由图三可以得知，图三体现了2010年全球大约有79%或5.41亿的产业工人居住于“较不发展的区域”。此为自1950年的34%、1980年的53%大幅成长-相较之下，2010年有1.45亿产业工人，或全球21%的产业工人，居住在帝国主义国家。

图三：全球产业工人人数

较不发展的区域以灰色表示

较为发展的区域以黑色表示

资料来源：自1995至2008年的数据来自于劳工统计资料库(LABORSTA)http://laborsta.ilo.org及Key Indicators of the Labour Market (KILM) 第5版及第6版，http://ilo.org。前者提供了全数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后者产业别数据则提供了计算产业工人人数的依据;2010年的数据系由外推而得。1995-1990的数据来自于国际劳工组织，Population and Economically Active Population，作者于2004取得数据，网页已不复存在(数据系由作者当时取得)。国际劳工组织的“较为”与“较不”发展的区域大致与当代“先进”和“发展中”的经济体相对应。

然而，中国属于部分的例外-特例的原因在于其“一胎化政策”、极速成长及尚未自社会主义完全过渡到资本主义-没有一个南方经济体能快速成长一至于斯，使得数以百万计的进入劳动市场年轻人口和逃离乡村的贫穷人口得以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