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守洋：历史小说作者当以民族大义为重

“去横店一看，四五十个剧组都在 打鬼子 。”横店影视城使用群众演员共计30万，其中60%演过日军；全年48个剧组在“抗日”，一人一天最多死8次，一部30集电视剧拍4个月，这样算，横店去年“消灭鬼子”接近10亿，摊开来可绕地球两圈。

近些年，军事历史小说创作进入了繁盛期，无论是重大战役、官兵生活，还是国内外重大战争中的战争趣闻等，都成为军事历史小说创作者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军事历史小说也因此成为颇受读者喜爱的读物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历史文化知识的传播和继承，丰富了读者的欣赏口味和内容。

然而，也有不少创作者对历史的态度以及对历史的解读方式让人忧心，其中不乏一些畅销的作品。一些作家缺乏忠于客观史实的精神，不太注重对历史事件、人物及社会原貌的考证，以所谓的现代意识、思维、生活对传统历史文化进行阐释、解构和臆造，致使作品内容虚假、情节生硬、人物性格单一。在当今文化消费大众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些作品如果再被改编成影响力更大的影视作品，不仅使历史的严肃性被曲解、艺术的审美性被亵渎，对读者的误导更是直接。前段时间受到大众诟病的“抗日神剧”就是这种创作现象的衍生品。

历史，蕴含着艺术创作的丰富资源。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历史题材写之不尽。面对如此悠久的历史文明，在对待历史性文学作品的创作时，都必须对历史保持最起码的尊重。众所周知，《三国演义》的主要事实来自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部分材料取自《资治通鉴》，做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巧妙结合，历来有着“七分事实，三分虚构”之称。正是由于其忠于历史真实，《三国演义》在让读者享受阅读的快乐时也学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军事历史常识。

历史题材小说的生命在于历史的真实。鲁迅在其《故事新编》序言中说：“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在这里，他指出了历史小说需要“博考文献，言必有据”，即使在细节上也不能离开真实的历史。说的就是作家进行艺术创作时，应该遵循历史规律，尊重历史真实；应该踏踏实实搞学问、做研究，而不能坐在象牙塔里凭空想象、臆造，更不能关起门来搞创作。

以长篇小说《李自成》而饮誉海内外的著名作家姚雪垠、以“帝王系列小说”而深受读者喜爱的著名作家二月河，在他们的作品中，无不是凭着丰富的历史知识，钩沉稽误，博考文献，不仅使人物真实可信，而且使所描绘出的风土人情和生活场景也极其准确形象，使业已逝去的生活重又艺术地再现。这些作品之所以能达到如此艺术效果，完全得益于他们孜孜不倦追求历史真实的精神。

历史题材的作品有着以史为鉴、传承文明、认识世界、资政育人的现实作用，军事历史小说的创作更应该贯彻并体现唯物史观，既不能做毫无约束的谵妄之想，也不能悖谬历史规律凭空臆造。所谓“无一字无来历，无一事无出处”，生动阐明了创作来源于生活。军事历史小说的创作者当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做学问的心态进行艺术创作，不妨多写一些“教授小说”，把要表现的社会生活还原到历史的真貌中去。当然，我们提出军事历史小说要忠于历史真实，倡导写“教授小说”，并不意味着事事处处都拘泥于历史记载，因为任何历史小说都必须兼顾历史真实与艺术的真实，即实现历史真实与艺术规律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