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城：必须旗帜鲜明地批判新自由主义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改革开放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展的，这是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我们党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时，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作为首要的经验。回顾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的历史，我们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不断总结自己的实践，也参考了外国的历史经验教训，一步一步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也日益丰富起来。我国的改革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但是，我国的改革进程受到各种错误思潮、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严重干扰，这一点也是不可否认的。新自由主义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流派，改革开放以后开始进入中国。有的人深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力图把它当作改革的指导思想。例如吴敬琏就说，建立和建设现代市场制度，没有西方的理论为指导，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不能完成的。还说什么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在黑暗中摸索，只有在受到西方经济学原理的启迪，尤其是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并运用它来分析中国的问题，才提出应当发挥市场的作用、建立商品经济的主张。仿佛我国的改革是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开展的。在理论界，新自由主义一度颇为流行，甚至在某些地方成为舆论的主流，以致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在这种错误思潮的影响下，改革的实践中也出现一些偏差，例如大量地低价(甚至无偿)出售国有企业、盲目实行市场化、否定宏观调控等等，引起了群众的不满。

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历程，围绕着指导思想问题充满了斗争，有时斗争还十分激烈。由于我国目前的国际国内环境，这种斗争还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继续存在，所以，今后继续深化改革时，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决排除错误思潮、错误倾向的干扰，始终沿着正确方向道路前进。旗帜鲜明地批判新自由主义，揭示它的实质，分清理论是非，是当前经济学领域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我国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中，刘国光的《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一文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他对西方经济学、尤其是新自由主义作了科学的分析，指出：“现代西方经济学也有科学的成分，有反映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成分，也有反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成分，如私有制永恒、经济人假设等。其科学成分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但基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前提与我国根本不同，所以整体上它不适合于社会主义中国，不能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流、主导。在西方经济学中曾经居于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其研究市场经济一般问题的分析方法有不少也可以借鉴、学习，我们不能否定它，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1)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必须批判的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前提和核心观点是什么呢?刘国光概括为四条，即“经济人”假设，私有制永恒，市场经济万能，政府职能最小化。第一、二点是西方经济学所有流派共同的理论前提和核心观点，第三、四点则是新自由主义特有的基本观点，而这两点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可以合一起。下面我们就这三个基本理论观点作一些分析。

“经济人”假设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反科学的

西方经济学研究经济问题有一个前提，即认为人都是自私的，都是追逐个人私利的理性的利己主义者，换句话说，都是“经济人”，这是人的不可更改的、永恒的本性。几乎所有西方的经济学家、尤其是新自由主义者，都把“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这一论断当作无需论证的公理，作为研究一切经济问题的出发点。

这种假设，从亚当·斯密以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断重复着。亚当·斯密研究经济学时，就是把人的利己主义作为出发点的。他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人们在自己的经济活动中考虑的只是个人的利益，只受个人利己主义的支配。亚当·斯密的整个经济学说的理论体系就是从这种所谓“人的本性”中演绎出来的。马克思对斯密的“经济人”及其社会特征是这样描述的：“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利益、全体有利的事业。”(2)自斯密以降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包括古典经济学家、庸俗经济学家(也就是有的人所说的“现代经济学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把人的自私本性当作天经地义的事情,当作分析一切经济问题的最基本的前提(尽管有人对此作一点修改补充，但基本思路是一样的)。

把个人利己主义理解为抽象的永恒的“人的本性”，提出“经济人”假设，这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理论。斯密的“经济人”并不是所有的人与生俱来的、不变的本性的体现，而是在当时“市民社会”里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的本性，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者的本性，是资产者的本性。问题在于，斯密不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引申出他所说的“人”，而把这种人的行为归结为人的永恒的天然的本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3)

“经济人”假设，即“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这一论断，在我国经济学教科书、专著中，也相当普遍地被接受了，似乎也成了研究我国经济问题的无可怀疑的前提。有人把这个假设称作是“经济学的结晶”，或者说是经济学的“精髓”，称它“反复经过实践检验，颠扑不破。”更有人提出：“中国共产党经过改革开放最大的收获可能在于弄懂了人都是‘经济人’。因此一切的政策策略都要以此为出发点。”这反映了西方教条主义、洋迷信危害之深。所以，有必要对“经济人”假设做一点分析。

　　应该指出，从哲学上讲，“经济人”假设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命题，因而是反科学的。

与其他动物不同，人的基本特性是社会性。人是在社会中从事生产活动和进行其他活动的，他必然要同其他人发生一定的关系，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像鲁滨逊那样的孤立地、不与其他人发生关系地生活的人，只存在于幻想的小说中，在现实生活中是找不到的。人们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决定了他的本质。所以，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在实际生活中，没有什么抽象的、永恒的、全人类共同的“人的本性”，存在的只是具体的、由现实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也就是阶级性。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人性，工人阶级有工人阶级的人性，不同阶级的人性是不同的。资产阶级学者经常把资产阶级的人性冒充为全人类共同的人性，由此推论出仿佛适用于一切社会、一切阶级的结论，这种做法对资产阶级是有利的。

应该看到，“自私”是一种观念形态、一种思想意识，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自私、利己主义不是天生的，不是人一生下来就自然而然具有的本性。不是任何社会的人都是自私的，在同一个社会里也不是人人都是自私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一种观念、一种思想的“自私”，是由社会存在、经济基础决定的。在原始社会，极其落后的生产力以及原始公社的生产关系决定了人们毫无自私自利的思想，一切劳动成果，人们都会自觉地在整个部落中平均分配。原始社会瓦解后，私有制的出现，使得剥削阶级有可能利用所掌握的生产资料无偿地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产品，也就是说产生了剥削，在此基础上，才形成了自私自利、利已主义的思想。大家知道，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它的思想也必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占统治地位。几千年私有制的存在和发展，使得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自私自利思想，逐步影响到劳动人民。自私自利、利已主义思想的普遍化是私有制长期统治的结果，而不是人的不可改变的“本性”。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公有制的建立和发展，人们必然会逐步摆脱自私自利这种剥削阶级思想的束缚，树立起与公有制相适应的大公无私的观念。可见，人并不是天生就是自私的，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自私的。自私观念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是私有制的产物，将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而消失。自私的人，即“理性经济人”，是历史的结果，而不是历史的起点。“经济人”假设从哲学上讲，显然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而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相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