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海军：沦陷的土地——乡土中国的裂变实录

感谢主持人，感谢女神读书会负责人，给我这个机会，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和关注。

我生性胆怯，从来没有很正式地给很多人讲过话，今晚算是一个例外，也是第一次面对很多人一起交流。

在开始今晚的交流前，我先作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叫阎海军，1982年出生于甘肃通渭，现在供职于甘肃某电视台，是一名编辑记者。

今晚的交流主要围绕一本书展开，就是我最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崖边报告》一书，这本书主要写了我的故乡崖边村发生的故事，涉及解放以来60年的时间跨度，当然是粗线条的。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引起更多人对于农村、乡土的关注。城市化浪潮下，农村在凋零，乡土文化在消逝，如何更好地让更多的人实现现代化，也就是在共同富裕的前提下向前迈进，是我们关注社会的基本点。

这本书关注了农村过去60年的方方面面，但最核心的依然是土地问题，所以今晚主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对土地问题的浅显看法与想法。

今晚这个交流的题目是《沦陷的土地》，主要讲合作化、包产到户以及新世纪以来这么三个阶段的事，最后我会提出我对土地问题的一点看法。

先说说合作化时期：

一崖边的隐痛

崖边村有人的历史可以上溯至明朝末年。崖边没有自己的历史文献记载，但人们根据死人的坟茔推断出了大致年代。来到崖边生存的所有人都是奔着崖边的土地而来的。尽管这里没有森林、没有矿藏、没有任何资源。

这里十年九旱，这里的黄土层是全世界最厚的，左宗棠曾感喟“陇中苦甲天下”。联合国曾确定这里是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这贫瘠地域年降雨量只有 420毫米左右，无霜期135天左右。适合在这旱海里存活繁殖的作物有小麦、糜子、谷子、洋芋、胡麻、荞麦、玉米等。广种薄收的生态环境，不能赐予这里的人民以更丰富的食物。严酷的自然条件下，这里的人民用世代传承的坚韧毅力与大自然搏击，汗水和勤劳绵续着生命的尊严，绵续着对于生存的渴望。

在这片土地存活，只能与这片土地较劲一辈子。

在战火纷飞的动荡年代，人的迁徙移动是双向的，有农民向城市的迁移，也有城市人口向农村的迁移。有近距离的迁移，也有远距离的跋涉。

1940年代末从甘肃天水来到崖边的杨发荣，是最后迁入崖边的居民，他和很多人一样一无所有，只能在地主家里做长工。杨发荣的遭遇是大多数中国农民几千年一致的遭遇，所有人早已习以为常。

1949年中国广大地域迎来解放之后，土地革命的火焰才烧到了崖边。

土地革命拉开了中国乡土世界变革的闸门。

土改过程中，崖边全村确定地主一户，富农一户，其余都是贫下中农。杨发荣和其他没有土地的人一同获得了土地，杨发荣还获得了地主的房屋。这犹如一场梦，这个美梦的实现，让杨发荣几乎不敢想象。这时候，崖边村共有土地 1450亩，人口 190人。

像杨发荣一样借助土地革命拥有土地的农民，干劲冲天。过去备受压迫的奴役式劳动还不能果腹，如今属于自己的土地，收获的成果全归自己，这干劲来得自然、来得合理、来得踏实。每一户人都在精心耕种自己的土地，曾经备受地主欺凌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填饱肚皮，获得自由，人才有精神，才有梦想，才有未来。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是中国古代农村经济社会的真实“面孔”，是土地革命真正对这一老“面孔”实施了“美容手术”。

农民分到手的属于“我”的土地，很快变成了“我们”所有。崖边农民在土改后不到 5年的时间，走向了社会主义公有制、集体化的实践。

1956年至 1958年，短短三年时间，崖边农民经历了初级农业合作化、高级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三个大变革。

1958年 8月，通渭县用 10天时间实现了全县人民公社化，全县的 169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办成了20个人民公社，下属 1414个生产大队。区乡建制被撤销，实行政社一体化体制。同时，什川公社成立，崖边村成了什川公社山庄大队的一个生产队，全村人一律入社。原高级社集体所有的土地、林园、公共建筑、水利设施、农机具、牲畜、粮食、物资、公积金、公益金等基本设施和财产以及社员的自留地、开荒地一律归公社所有。社员的自留畜禽、私有树木、小型农具等全部折价归社。每个劳动力都由生产队进行管理，每个劳动力的劳动量都由生产队考核，每年年终进行决算，按劳取酬。

经历过逃荒避难的杨发荣对这疾风骤雨般的变革，满怀信心。集体化劳动，让杨发荣这个崖边最后的外来户，才真正融入到了崖边的社区生活和社区秩序当中。他和所有农民一样，感受到了平等的要义和价值。但随后发生的一个特殊事件，阻断了杨发荣的一切梦想和希望。

1959年四五月间，崖边发生了一起命案。

社员厉稳汉突然发现自己的母亲死于炕头，母亲积存白面的瓦罐碎于地面，仅有的 10斤白面撒得满地满炕都是。

崖边生产队负责人开始着手破案，很快就将嫌疑人锁定在了社员杨发荣身上。因为他的手指有明显的伤痕，留有牙印，是被咬出来的。杨发荣立即被生产队控制，经过审问，杨发荣承认厉稳汉的母亲是他谋害的。

杨发荣来到崖边起初只是一名长工，伴随解放的希望，杨发荣原本可以在崖边立足扎根，成就一户人，或者一个家族，但是他的希望被自己亲手破灭了。杨姓家族也在崖边从此消失。

杨发荣犯罪的动因，完全是因为饥饿。

1959年 4月开始，崖边不止杨发荣陷入了饥饿，所有人都在与饥饿作最艰苦卓绝的斗争。

“1959年冬，饥荒让崖边自然村上庄只剩下了 1户人，这 1户人只剩下了 1个人，这个人就是我 3。当时，我只有 10余岁。我家里本来有 7口人，其余 6人全被饿死。”

2010年农历正月，我在回家过年时，时年 60多岁的厉劝仁和我父亲阎明聊天时，不经意间说出了这段往事。

“你一个人谁管你？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那时候的事情再不能提了，再不能提了。”厉劝仁摆了摆手，拒绝回答我的问题，他不愿意再提起往事，他不愿意再触碰心中刻骨的伤痛。

陪伴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故事，不是童话，不是动画片。而是村庄老人关于饥饿的回忆。我的奶奶在 1994年去世前，一有闲时间，就会讲民国 18年（1929年）挨饿的故事；我的妈妈一有闲时间，就会讲 1960年挨饿的故事。关于挨饿的故事，她们讲了千百遍，还在讲，不厌其烦。我的耳朵早已听出了老茧。潜意识里，崖边的很多孩子都种下了担忧饥饿来临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