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斗自传:其实我不赞成修三门峡大坝

张光斗在写自传

黄万里与张光斗

１９５２年毛泽东在郑州登上邙山东坝头，眺望黄河，问：黄河涨上天怎么办？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答道：不修大水库，光靠这些坝埽挡不住。自从大禹以来，古人治水只讲疏导二字，治了几千年黄河还是条害河。如今咱共产党要搞建设，那就不仅要免除水患，还得让黄河做点贡献。所以，我产生一个思想，叫做蓄水拦沙，用大水库斩断黄河，叫它除害兴利！１９５４年，邓子恢在怀仁堂向全国人大代表们宣布了中国政府的宏伟计划： “我国人民从古以来就希望治好黄河和利用黄河。他们的理想只有到我们今天的时代，人民民主的毛泽东时代，才有可能实现。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之後，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就可以去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建设三门峡的工程目标，首先是一个政治目标，要用大坝工程来实现黄河清，来证明毛泽东的伟大和正确；经济技术目标其次，其中又以发电为主，三门峡一个大坝的装机容量相当于１９４９年全中国的发电机装机容量，毛泽东认为苏维埃加电气化就等于共产主义，有了电，中国离共产主义自然就不远了。 

历史上有鲧治水失败和禹治水成功的教训、经验。黄河是条多泥沙河流，人称 一斗水，泥沙居七，用建水库大坝来拦水蓄沙，实现黄河清的目标，是个错误的工程措施。简单地说，是和大禹治水的原则背道而驰，不是疏、导，而 堵、拦，就又回到鲧的老路上去。 

为了建设三门峡水库大坝，中国政府邀请了苏联专家，同时也邀请了上述两位到西方留学过的水利专家黄万里、张光斗，参与工程的规划设计工作。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参加工程规划设计的几百名科学家，没有人敢对毛泽东钦定的三门峡工程说个不字，只有不知天高地厚的黄万里和一个名叫温善章的小技术员，对大坝工程提出反对意见。黄万里舌战群儒，和苏联专家、中国专家展开激烈的争论。 

黄万里认为：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到时候不但不能发电，还要淹掉大片土地；同时指出，黄河清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思想，在科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不用说河水必然夹带一定泥沙的科学原理不能违背，就是从水库流出的清水，由于清水的冲刷力要比夹带泥沙的浊水强大，将猛烈冲刷河床，必然要大片崩塌，清水也必将重新变成浊水。黄万里之黄河不可能变清，是一句真话，是一句实话，但自以为是圣人的毛泽东就不爱听这真话。 

张光斗则积极支持毛泽东的建设三门峡大坝的主张，并出任工程的技术负责人。黄河的年平均泥沙量为１６亿吨，而中国方面向苏联提供的技术资料中，却将泥沙量降低到１３亿吨，并且提出，由于上游的水土保持措施，每年的泥沙量将减少３％，２０年一共减少６０％，到那时黄河的泥沙淤积问题就可以解决。

三门峡的是与非

在传播甚广的关于张光斗的故事中，核心部分是他在三门峡的修建中与黄万里截然不同的表现——一个是坚决反建，另一个则屈从政治压力，昧着良心，支持建坝。然而，回溯当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是与非的边界并不是那么分明。

1950年，由新中国首任水利部长傅作义带队，一支中苏两方专家合作的考察团从北京出发坐火车到达潼关，考察修建一个治理黄河的水利工程。大量资料显示，1950年考察队中的中方水利专家主要是张光斗和张含英，黄万里并没有参加当时的考察。

这支考察队之前，国民政府也曾研究过在三门峡兴建水库的可行性，张光斗曾参加过国民政府组织的那场考察，当时他提出，“黄河泥沙多，水库将被泥沙淤积，目前考虑不够。”在新中国组织的这次考察中，作为一个在美国接受过培训的技术人员，张光斗屡次与想在潼关修建大水库的苏联专家发生争执。有人开始批评他“不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最终，张光斗的态度是“不很赞成在三门峡修拦洪蓄水水库”，这也是当时中国专家们的一个共识——“建库调洪必会引起水库迅速淤积”。

之后，关于三门峡工程上与不上的问题曾经历了3次大讨论。到1954年1月，苏联电站部派出以列宁格勒水电设计分院专家为主的苏联专家综合组，帮助中国制定治理和开发黄河的规划，由副总工程师柯洛略夫带队。次年，全国人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柯洛略夫被任命为三门峡水利枢纽设计总工程师。对三门峡建大坝可能带来的损失，柯洛略夫说：“任何一个坝址……为了调节洪水所必须的库容，都是用淹没换来的。”

1956年苏方提交了初步的设计要点，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提出不同意见。刚刚走出校园的技术员温善章，也在1956年12月和1957年3月先后向国务院和水利部呈述《对三门峡水电站的意见》，反对建高水位大坝蓄洪拦沙，主张只建个低水位的大坝用来滞洪排沙。我们并没有找到参加过1950年考察的张光斗和张含英对苏联方案公开发表的不同意见。

最终，三门峡工程顺利拍板，于1957年4月破土动工。得知有不同意见后，周总理要求组织专家认真研究三门峡问题。于是，水利部再次召开黄河三门峡工程设计会议。

然而，因为工程已经上马，讨论的主题已经由该工程的上与不上，变成了“怎么上，如何建”。在这场自由度有限的三门峡讨论会上，张光斗、黄万里和温善章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根据“三门峡水利枢纽研讨会”的会议记录，温善章的观点是“三门峡水库的正常高水位定为360米的合理性值得讨论”。根据估算的数据，温善章认为这个水位过高。不过，同样是估算数据，也有许多专家根据它们来佐证自己支持苏联设计方案的理由。

黄万里在会上的发言并没有列数据，而是更多地谈了经验，他预言，“毋须等到水库淤满，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将在上游出现”。并表示，“应把泥沙一直排下去，除非真没有办法排下去，也应在坝底作容量相当大的泄水洞，以备日后冲沙之用”。

当时的张光斗，持“问题不一定全能用计算说明”的态度。他的观点是：“关于泥沙问题的未知数太多，所以最好不要把自己束缚得太死，要有充分的活动性，计划不要妨碍将来的发展，工程措施也要有些弹性，例如，坝下可以留些底孔，有备无患。”最终，水库采用了苏方的设计方案。在那个设计方案中，无论是黄万里的“泄水洞”，还是张光斗的“导流底孔”，都是被“堵死”的。

张光斗晚年声称曾反对苏联方案。确实，他曾数次反对过，只是都不那么坚决。到了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撤退，带走所有图纸，包括封堵三门峡大坝导流底孔的图纸。当时领导要求张光斗作出封堵导流底孔的图纸。在自传中，张光斗回忆道：“我根本不赞成封堵导流底孔，所以不愿意出图纸，即回北京。”后来，上级与他通了电话，告诉他封堵导流底孔、水库蓄水发电，都是部党组的决定，他的任务是出图纸封堵底孔。于是，张光斗设计了图纸，施工很顺利，而他自己“做了违心的事，内心既惭愧，又自责。”

对这段历史，几个专业人士的意见倾向于认为，张光斗只是被“拉壮丁”了。有人评价说，“看上去张光斗好像是过于明哲保身了，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改变不了什么，不得不如此。”

三门峡之后

1960年9月三门峡工程首次蓄水，运行仅一年，水库淤积便高达15.3亿吨，使得潼关段水位抬高了4米。当时的估算认为，如果仍按照350米水位运行，包括西安在内的关中平原均将难保。虽然三门峡对关中平原的威胁早已解除，但这项与计划效果相差甚远的工程变成了张光斗一生的遗憾。

水利专家、三峡工程技术总负责人潘家铮曾在文章中这样评价三门峡：“按照最初的规划要求来衡量，三门峡工程无疑是失败的。”但潘家铮认为，经过反复探索多次改造之后，三门峡仍发挥了一定效益，更重要的是它留给我们极其可贵的经验。潘家铮生于1927年，比张光斗年轻15岁，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批水利专家。一位专业人士给潘家铮提到过的“经验”二字做了一个注脚：“（三门峡工程修建时）大家都是没经验的，都是在用书本上学来的公式和数据说话。”

三门峡之后，张光斗的工作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他参与了大量的中国水利建设，包括三峡。他在加州大学读书时，好友之一就是美国的水利泰斗萨凡奇，萨凡奇是美国的大坝工程专家，曾负责修建了胡佛大坝，是最早提出三峡大坝设想的知名水利专家。在半个世纪后的这个中国的重大工程中，张光斗是《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报告》审查中心专家组的副组长，也是三峡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副组长。他对三峡工程建设的支持立场，也进一步加强了他在公众印象中作为黄万里对立面的建坝专家形象。

对他的专业水平，同行们显然是承认的。造成这种评价分化的原因何在？在治学方面，学生对他的评价是“严厉”。有一次记者问他：“您觉得您的一生真的做到了讲真话吗？”他答道：“基本上……说我是不是都说真话，我说我做不到，我说我只能做到少说几句假话。”

八十多岁的时候，张光斗开始学习电脑，亲自在键盘上敲出一本自传。自传中，回忆关于三门峡的争论，他这样写道：“我建议不要把导流底孔封堵，把进口闸门设计成启闭的，这样洪水时泥沙多可开启闸门，导流底孔封堵，导流底孔可泄洪冲沙，减少水库淤积，黄河水清时可关门蓄水……那时部内有同志拉我出去，劝我不要再争了，会成为右派，于是我不讲了。”

在自传中，很多地方都讲到他在做决策时的种种小心翼翼。他写自己为新中国保住20箱水利资料的故事：地下党的人“把假的资料图纸装了20大箱，我在清单上签了字，送到了资委会电业处。把真的资料也装了20大箱，我也在清单上签了字，转入地下藏起来”。他说：“这件事我做对了，但总是提心吊胆的。”

这该是个老实而谨慎的人，普通家庭出身，靠自己努力学习，学到了一些非凡的本领。作为新中国水利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本有可能成为萨凡奇那样的大坝专家，但在政治挂帅的环境下，他的命运出现了奇异的转折，虽然最终得到了各种荣誉，可与他的名字相伴的最著名的大坝却是三门峡，而这个工程，却是不能提的。在列入“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百种优秀图书”名单的《张光斗传》中，作者对三门峡工程只字不提，重笔放在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张光斗负责的密云水库抢险工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