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璞庚：谈文明对话与中国话语体系构建

今天，文明之间对话与沟通的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多元化成为人类文明的一大景观。如何顺应时代的发展进步，有效进行文明交流互鉴，从而更好地传播中华文明，是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

综观中外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知识传播与文明对话的演进过程，通常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情况：首先，强势文明体的知识传播与弱势文明体的被动接受。强势文明体的知识传播是单向度的，弱势文明体由于自身的弱者地位，被动地吸收与接受强势文明体的学术思想、学术话语与价值观念。其次，弱势文明体通过引进、吸收、消化强势文明体的学术思想、学术话语，提升自己的学术反思能力，并在本土的根基上，建构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再次，强势传播与文明对话。在摆脱了对于强势文明体的文化与学术依附的同时，弱势文明体通过自我更新与自我发展，开展了自我的强势传播，这时候，文明之间的对话才有了可能。然而，文明对话并非如此简单，文明对话的可能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落差，文明对话必须具备诸多条件。

其一，话语认同。文明对话的第一个前提是话语认同，当两种相对隔膜甚至相互敌对的文明体发生碰撞与面对时，是很难进行文明对话的，只有两种文明处于平等、独立、相互尊重的地位，文明对话才能发生。话语认同来自两个文明体的碰撞交流中。这里有一个推拉力问题：面对文明体A，文明体B具备学习与了解的冲动，这时才能自内部产生推力，推动文明体B自觉自主地认同与学习文明体A；面对文明体B，文明体A本身有一种希望被文明体B了解的冲动，这时会产生一种拉力，反之亦然。

其二，问题域的形成。在知识传播与文明对话中，问题域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当双方公说公话、婆说婆话，或公婆之间“顾左右而言他”时，是不能开展对话、达成共识的。只有双方达成对某一问题的沟通与融合，形成问题交集时，才能产生对话与共识。按照解释学的有关理论，我们都是在视域中生活和理解的。虽然一个视域是在传统与文化中形成的，但历史文本解释的实际情况是，这个文本的视域与解释者当前视域间存在着张力，为了忠实文本，我们需要获得历史视域，但不能完全消除自己的标准与偏见，为此，我们应当注意到各自的独特性，并寻求一种恰当的方式弥合鸿沟、达成共识。因此，文明对话中问题域的形成，尊重合法的偏见、达成视域的融合是一个重要的认知结论。

其三，学术话语的可通约性。文明对话过程的成败，受制于话语的可通约性，如果话语完全不可通约，就像对牛弹琴一样，那么文明对话就很难实现。话语的可通约性可分为方法通约与规则通约两个方面。

方法通约。学术交流与知识传播过程中，学术论证与研究所使用的方法要有通约性，这样才能使对话双方在共同交叉的视域中达成理解与沟通。很多人误解了库恩的科学范式不可通约性理论，认为库恩否定了科学理论的可比较性，因而导致了非理性主义。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库恩认为，缺少的不是可比较性，而是“将两个理论完全表达出来，并因而可用来在它们之间作出逐步比较的共同语言是没有的。”不可通约性的意思是“没有共同的量度”，将这个术语用于理论之间的关系，是说在科学理论的评价中，没有一组中性的标准可对理论的优劣作出一致的评价，但这并不是说对科学理论无法进行比较。受库恩的启发，可以在方法运用的目的、方法运用的一致性、方法得出的结论等方面来考量文明对话的可通约性。

规则通约。任何文明对话都必须有一定的话语规则，而这个规则必须是双方认可与通约的，否则自说自话，如同两条平行道路上奔驰的骏马，永远也不会有相聚的时候。在不同文明体系的对话中应该遵循以下可通约的规则：第一，对人类共同理想与美好生活的追求与探寻；第二，对科学真理与价值目标的探究；第三，对公平正义原则的追求；第四，相互尊重对方的自由话语权与立场等等。只有文明体之间在追求科学与价值目标过程中，彼此遵守共同的规则，平等对待对方的立场，文明对话才有可能。

如前所述，文明对话的前提是各文明之间独立、对等的主体言说身份的原初确立和不同文明体之间话语通约规则的形成。然而历时性地看，自鸦片战争以来的100多年里，随着西方文明的入侵和渗透，中国学术话语的缺场是不言而喻的。这导致我们一定程度上落入了西方的“话语陷阱”，从而在中西文明对话中处于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