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信行：什么样的政治力量可以挑战资本主义?

2008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危机，与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有很多类似之处。然而，最显著的差异是，1930年代的全球社会主义运动(在帝国主义国家中以社会民主派为右翼、无政府主义为左翼、各国共产党为中坚;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以连结国际左翼运动的民族解放运动为代表)让当时的人们明确感觉到，在破产的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秩序、以及作为此一此秩序在各地之表现的各种压迫剥削体制之外，别有出路。相较之下，当代在许多国家地区虽然都出现反对破产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将其祸害转嫁给劳动大众的群众抗议运动，但这些运动之中的一大部分，由于历史因素，几乎完全缺乏1930年代曾经起过重要作用社会主义视野。

冷战时代被打造为反共堡垒的台湾，即使到了2010年代，群众运动中依然存在着强固的反共意识，反对资本主义的后果的抗议多半以自由、民主、人权等古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论述的语汇来表达。尤其中国共产党目前已经成为维持当前东亚资本主义运作不可或缺的核心角色之时，反资本主义的抗议声音更吊诡地以反对这个政党及其所运作的国家机器为主调。由于近来台湾的重要群众抗议多半自发性极高，特定政党、社运团体、乃至个人所能够扮演的角色比以往大大降低，因此，运动的风格与调性更少是源自于某些团体或个人的主张，而更多地来自社会成员共享的意识形态。

我们或许可以同意，历史不会简单重复、未来的非资本主义替代道路未必与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道路相同，但是，社会主义视野的缺席以及无意识的同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的切割断裂，不仅仅使得运动愿景茫然，更为当下的抗议运动的运作带来许多实际的矛盾与挑战。我认为，微观尺度下所看到的运动的问题，与这个运动在宏观尺度上的问题必然有着间接的关连。本文尝试描绘分析这些可以观察得到、已经重复出现的微观问题，并推论其在宏观层次上的政治意义，希望能够至少开始实事求是地落实于在地脉络中讨论运动的可能出路。

反资本主义的政党过时了吗?

从1848年欧洲各国失败的革命开始，也许到1980年代为止吧，世界各国反资本主义的主要政治力量，多半集中在工人阶级政党上：社会民主党、共产党等等。在无政府主义传统发达的地方，也许还会有无政府主义工团运动(anarcho-syndicalism)作为运动的最左翼存在。

在产业工人占少数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尤其是在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共产主义者及其同情者，以工农联盟、反帝反封建的政纲，和有纪律的组织力量，常常站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位置上。中国共产党创党之后近三十年、数度濒临灭绝却又起死回生的革命历程，是一个令人尊敬的榜样。在帝国主义国家之内，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国家共产党人不怕牺牲、坚决反法西斯的地下斗争，也让他们在战后数十年维持着可观的群众支持，法国与意大利就是这样的例子。在亚洲，战后初期日本共产党的复兴也有着类似的背景。

为了党的革命事业而牺牲性命，或许是个人为了政治主张而让渡出「主体性」的最极端的例子。如果这是在清醒觉悟之下的抉择，那个党、那个运动必须有足够清楚的主张与路线、以及足以追求实现主张的组织力量，才能使选择牺牲者相信牺牲是值得的，因为自己死后同志们会把他们共同的信念贯彻到底。在比较没有那么高张力的政治情境中，例如在代议政治的选举中，志愿、清醒的权利让渡，同样需要被授权的政党与政治人物能够说服其支持者，一旦他们当选、执政，他们有决心、也有能力实现竞选诺言。

无论是革命还是选举，19、20世纪反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无政府主义者除外)能够吸引支持者的共同信念是：现在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可以被改造来服务工农大众的需要，并在某种过渡时期之后，消灭资本主义。到了1990年代，这个信念几乎在每一个国家都让人高度怀疑。苏联集团各国的共产党政府在本国人民的唾弃之下纷纷垮台。西欧的社会民主党从「逐渐消灭资本主义」退步到「调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英国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甚至连调和阶级矛盾的主张都放弃了，和保守党一样高喊「国家竞争力」。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被视为全球最彻底的反资本主义革命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尤其在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之后，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把它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首要党纲放到了不可见的遥远未来。

这个情境使得2008年后全球经济危机之下各地的反抗运动呈现出不同于1930年代的一种惶惑不安。在1930年，苏联只成立了13年;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工人运动都还受到各种压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还没有成功过。换句话说，当时最激进的政治运动所提出的主张、路线和革命愿景，都还有在未来实现的可能性。但是，在现在，当年的那些社会主义主张都被或多或少地实现过一次了，成果不佳。资本主义还在，还在继续扩张，其灾难性的内部矛盾继续祸害着愈来愈多世界各地的劳动人民，更继续荼毒全球的自然环境。

这时候，在类似当代台湾那样的历史脉络中，不管哪一股政治力量要出来宣称说：「我们有一套纲领，不是只补补这里那里的疮疤，而是彻底改变现在『财团当道、豺狼治国』的情形」。这不只不能说服群众，恐怕连自己都很难说服。说大话空话的政党与政治人物，大家都看多了。现在，许多台湾人民认为最好的状况，恐怕也只是选出像柯文哲这样的「白目」政治素人，清理一下各种弊案，挫挫「海峡两岸政商集团」的嚣张跋扈。至于彻底的改变，连空想都很难想得出来。

反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会像什么?

汪晖把台湾反服贸运动放置在2008年以来世界各国的抗议潮中，认为它有新意：对代议民主制的质疑。相较之下，美国的「占领华尔街」只是对大资本金融统治的象征性抵抗，而从突尼西亚开始的「阿拉伯之春」则是打着反专制、要民主的旧旗帜。我们或许可以把导致目前的乌克兰内战的2014基辅抗议算在内。香港史无前例的「雨伞抗议」当然更不能忽视。这些大型群众抗议虽然具体口号不一、后果也不同，但是，相同的是：他们都没有二十世纪意义之下的政党──不管是左是右、是自由派还是社会主义──作为运动的发动者、领导者、或政治集中的会师点。从这点来看，台湾占领立法院行动客观上所造成的对参与在代议民主游戏中的朝野政党一致的质疑，并非独一，只是比较凸显。

这些没有政党领导的群众抗议大量地重复上述台湾占领立法院行动之中的特点：一方面井然有序的庶务安排与志工协调展现了群众自治的能力，用日常庶务的流畅运作宣告着「我们不需要政府管」;另一方面，几乎没有足以通过集体讨论形成决定的组织形式使得运动的走向难以预料。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行动在天气冷下来之后就悄然消失;埃及经历了一次修宪、一次大选、一年的民选右翼政府执政之后，经过再次大型群众抗议和军事政变，使得旧势力又班师回朝。乌克兰则导向可能牵动区域军事冲突的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