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文稿:再工业化暴露资本主义发展新困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重新认识到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战略意义，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在美国，奥巴马政府先后推出“买美国货”、“制造业促进法案”、“五年出口翻番目标”等政策，其中期目标是重振美国制造业，促进就业，复苏经济;长远目标是重新占领第二产业高地，维持美国经济在世界的霸主地位。在德国，2013年4月，来自产业界、政府和学术界的产官学专家首次发布了《实施“工业4.0”战略建议书》，这是一个旨在面向2020年的国家战略，体现了以其制造业方面的技术创新优势开拓新型工业化的目标。除此之外，英国、法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也纷纷出台促进工业振兴和再工业化政策，以及完善研究开发补助金制度等。然而，再工业化一经提出，理论界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其实质是产业升级，最核心的目的是为了占领未来产业制高点。还有人认为，再工业化不过是西方党派出于选举的政治考量，而形成的政治作秀的说法。这些评论尽管角度不一，但都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西方市场原教旨主义开始式微。对于至今仍处于深度调整期的西方发达国家，我们有必要对其热捧的再工业化战略进行剖析：为什么要推行再工业化?再工业化是否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运行规律?再工业化是推动当代资本主义走出危机的一剂良药，还是一场望梅止渴式的幻想?

一、再工业化是西方国家掉入“发展陷阱”后的被动修正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了全方位、多层面的影响，经济疲软、债务高企、就业恶化以及收入差距过大，使得当代资本主义掉入“发展陷阱”。西方发达国家在危机爆发初期尽管采取了多种治理危机和刺激经济发展的改革措施，但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因而它们集体陷入发展迷茫期。于是，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对自由市场模式进行反思。2009年，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公开宣布了“华盛顿共识”的终结，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指出“本次危机正是过去30年来自由市场理论主宰经济政策的最终恶果”。哈佛大学教授肯尼思·罗戈夫表示，“现行资本主义体制应该转为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但怎么做最好还需要进一步观望”。在“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的背景下，再工业化作为一场技术革命被西方发达国家再次提出来。可以说，西方国家的再工业化，固然有反思后的醒悟，也有前瞻性的眼光，甚至被一些人加上了新技术和智能化的标签。但是，再工业化并不是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动推行的技术革命，而是对其已有体制、政策及战略上的一次被动修正。

西方发达国家的过度金融化造成了产业空心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加深，西方发达国家实体经济的利润率出现停滞和下降的趋势。然而，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积累体制，关注的是资本的保值增值能力，于是资本开始从实体经济部门流向金融部门，开始了金融化和去工业化的历程，产业日益空心化，导致资本主义的利润来源与形式发生了变化，逐渐形成了以金融为核心并支配实体经济的积累体制。在资本替代劳动机制的作用下，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日益虚拟化，作为资本主义大厦物质基础的制造业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在产业空心化的趋势下，虚拟经济并没有创造相应的就业机会，这使得西方国家中产阶级数量不断下降。以2006年的美国为例，以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为代表的虚拟经济部门创造的价值占当年美国GDP的比重为20.73%，而这些部门创造的就业岗位只占美国就业总数的5.93%;可是，制造业创造的价值占GDP的比重为12.33%，创造的就业岗位却占总数的9.96%。在法国，从1980年至2007年的近30年间，工业对法国经济的贡献率从24%下降至14%，工业从业人员从532.7万下降至341.4 万，降幅达36%。随着曾经被西方主流舆论引以为豪的中产阶级群体数量的减少，其对社会稳定的作用日益削弱，当危机爆发后不久，资本主义国家很快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这些运动的主体力量都是中产阶级人群。中产阶级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力量转变为对抗力量，对资本主义整个体系产生严重震撼。

西方发达国家开始重点发展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系，使得大量低端制造业慢慢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正是这种全球性的产业重新分工，成就了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崛起。在1988—1997和1998—2007的两个10年，整个世界的实际GDP年增长率分别为3.4%和4.1%，而包括新兴市场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分别为4.1%和5.9%，均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发达国家集体陷入经济发展的“泥沼”，而新兴市场国家尽管也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基本可控。当前，新兴经济体正在加强内部合作与交流，不再追随发达国家的指导与建议，并力图打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壁垒、已有的国际分工体系和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自身发展的困境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崛起，让西方国家意识到，只有通过新一轮的产业革命，回归制造业，建立一个高级而合理的产业结构，才能重塑竞争优势，继续保持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在美国，一些智库机构，特别是经济政策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美国进步中心、新美国基金会等亲民主党的智库，纷纷出台报告，阐述制造业的独特性及其对美国的重要性，要求美国政府采取保护性的工业政策来促进就业。与此同时，奥巴马正式推出 《鼓励制造业和就业回国策略》，积极支持制造业回流，重振制造业竞争力，并恢复在过去10年中失去的560万个就业岗位。在英国，首相卡梅伦甚至还专门设立“伊丽莎白女王工程师奖”，奖励那些技艺精湛的工程师，奖金高达100万英镑。

二、再工业化是下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开端

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作用是以强制的力量破坏和消除部分生产力，使得导致生产过剩的矛盾得以暂时缓解。危机过后，幸存下来的企业进行新一轮的技术革新，对固定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和更新，投资新技术产品，引致市场需求的新变化，以增强市场竞争力和提高利润率，于是生产快速增长、信用膨胀、投机盛行、证券市场交易活跃，科技创新慢慢地就会处于瓶颈期，不久又会走向下一次危机的边缘。如此看来，固定资本投资与技术革新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而货币信用的扩大和膨胀则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有力催化剂。马克思对技术革新和货币信用关系的科学判断，仍然适用我们对资本主义运行规律的分析。我们不妨考察一下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三次大的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的关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技术革命是以电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的，不仅完善了欧洲的钢铁、化工、电力三大技术，而且还创造了汽车、飞机、无线电三大文明，人类从此进入电气化世纪。然而，这场技术革命所推动的新兴产业群大多数是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部门，要使它们发展起来，必须有大量的资金投入，这就为股份制的发展提出了现实的需求。股份制不仅能够聚集技术创新所需的资本，而且能促进证劵市场的繁荣发展，提高银行资本的收益率。于是，在金融资本的支持下，资本主义完成了本轮技术革命。但随着生产领域的利润率下降，大量投机者蜂拥进股市追求快速、大量的利润。随着投资者大把将钱撒进股市，一些基金也急忙从利润较低的投资领域撤出转向股市，银行也供给证券商大量资金用以股票交易。泡沫越吹越大，终于爆发了1929年10月的华尔街大崩盘，经济危机正式爆发，并最终演变成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

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的技术革命主要集中在电子、通信、核能等领域。在生产效率方面，连续工艺、标准零部件、装配线、大量的低成本能源等极大地提高了规模经济的效益。不论是空间技术还是电子技术都属于高新技术领域，从研发到应用不仅费用高而且风险大。于是被称为高技术产业发动机的风险投资正好能够弥补传统融资的缺口，承担起孵化高技术产业的重任，华尔街的资本大量进入新兴产业，于是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二战”后快速发展时期。随着战后形成的高科技革命高潮的消逝，资本主义普遍进入“滞胀”阶段，出现了增长停滞和通胀并存的局面，遇到资本积累困境，不可避免地发生了1973—1975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