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田家英之死:因删毛主席话而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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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ssdao.com/?thread-256.htm田家英曾是毛泽东的5大秘书（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之一。他才学深厚，为人坦诚，当过毛泽东长子毛岸英的老师，为毛泽东起草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稿。作为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田家英是当时在毛泽东身边管事最多的一人。他不仅掌管着毛泽东的个人存款、印章和亲友的往来信件，还为毛泽东建立起一个图书馆。毛一直很赏识田家英，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陈伯达给毛泽东准备了一个讲稿，毛泽东嫌其文字太长离题太远没有采用，另外要田家英起草一个讲话稿，田家英用了一个通宵写出来。

 

田家英曾是毛泽东的5大秘书（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之一。他才学深厚，为人坦诚，当过毛泽东长子毛岸英的老师，为毛泽东起草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稿。作为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田家英是当时在毛泽东身边管事最多的一人。他不仅掌管着毛泽东的个人存款、印章和亲友的往来信件，还为毛泽东建立起一个图书馆。毛一直很赏识田家英，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陈伯达给毛泽东准备了一个讲稿，毛泽东嫌其文字太长离题太远没有采用，另外要田家英起草一个讲话稿，田家英用了一个通宵写出来。毛泽东在八大的开幕词有一句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流传很广，就是出自田家英的手笔，为此事毛多次向外人表扬了田家英。

从秘书到忘年交

田家英于1944年到达延安，次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陕北公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央宣传部工作。他于1948年10月经胡乔木介绍，来到毛泽东身边担任了毛泽东的兼职秘书。

在此之前田家英曾经担任过毛岸英的老师，那时毛岸英刚刚回国，由于长期待在苏联，毛岸英的汉语讲不好，毛泽东打算请一位老师来教毛岸英历史、语文，而此时的田家英由于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毛泽东读后颇为赞赏，虽说那只是一篇千余字的杂文，但是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文史功底和敏锐的思想。

对毛泽东来说，文笔如此老辣深沉而作者竟然是一位一九二二年出生的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颇为感慨，这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那以后毛泽东便注意起田家英这个“少壮派”了。当毛岸英需要一位老师时，毛泽东就想起了田家英——田家英熟悉文史，年纪和毛岸英差不多，请他当老师教历史、语文，再合适不过了，就这样田家英开始当起毛岸英的老师来。

自从担任毛岸英的老师之后，田家英和毛泽东的交往也就多了起来。那时由于正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的工作变得异常繁忙，秘书工作加重了，需要增加新秘书，这时在陈伯达、胡乔木的推荐下，田家英开始担任起了毛泽东的秘书。

作为毛泽东的日常秘书，田家英把主要的精力与才华都用于协助毛泽东的工作。他事无巨细，凡是毛泽东需要他做的他都尽力做好，从起草文件、下乡调查、处理信访直至保管存折，可以称得上是大管家。他对毛泽东极为敬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他更是深受毛泽东的熏陶与感染，田家英和毛泽东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这使他们成为了忘年之交。

因诗结缘 才气服人

毛泽东与田家英的诗交较深，他除了欣赏田家英的文采之外还看中他的古文诗词的扎实功底，田家英有看书过目不忘的本领，他能背诵许多像贾谊《过秦论》这样长篇的文章，对他来说，背诵古诗更是他茶余饭后的一个消遣。毛泽东有深夜工作的习惯，为此，田家英也保持着与毛泽东同步工作的习惯。

1961年11月16日清晨，忙碌一夜的田家英刚刚宽衣解带，就连续接到机要员送来的毛泽东三封内容相同的信，都是让他查找“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这两句诗的出处，田家英知道毛泽东将有新作问世，凭着他对古诗词的深厚功底，没费多大功夫就找到了诗的出处，那是明代高启的《梅花》九诗之一，是婉约派的诗词。

毛泽东自己的诗风豪迈雄健，但是他对抒情味浓、艺术性高的婉约派诗词也不排斥，在这些诗的触发下，毛泽东直抒自己的宽广胸怀，写出了很多好诗，其中不乏千古绝唱的革命之诗。

但是由于毛泽东晚年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在思想上，田家英和毛泽东产生了分歧。田家英向来敬重毛泽东，把他视为导师、父辈，正是因为他对毛泽东的爱之切，才对毛泽东的一些认识倾向忧心如焚，正是由于他不会“见机而作”，使他成为江青和陈伯达的眼中钉，进而他被安上了“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

庐山会议 分歧的开始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田家英由于同情彭德怀的“万言书”，差点被卷入那场政治风暴中。尽管他依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着，但彼此之间产生了分歧。1962年夏日，在北戴河，中共中央举行工作会议。毛泽东又一次点名批评田家英“右倾”，成为那次会议上四个被点名的“右倾分子”之一。

由于“离得近、看得清”，长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他，很早就察觉江青的政治野心。

田家英最初看不惯江青还只是限于她的生活作风。他对她采取“不敬”而“远之”的态度。渐渐地，江青“偶尔露峥嵘”，染指于中国的政治。江青也意识到田家英刚直不阿，欲除之而无机会。正因为这样，当她听说毛泽东批评田家英“右倾”，不由得兴高采烈起来，骂他是“资产阶级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老右”。

在毛泽东的“左右”之中，常常跟田家英发生正面冲突的是陈伯达。

在延安，在中央政治研究室，陈伯达曾是田家英的顶头上司。他俩先后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之后，陈也总是在他之上———“陈、胡、田、叶、江”。

进京之后，虽说陈伯达也住在中南海，但他所住的“迎春堂”离毛泽东所住勤政殿有一段路。除了毛泽东打电话要他前来之外，平时他不在毛泽东身边。为投毛泽东所好，这位“理论家”常常向田家英打探：“主席最近在看些什么书？在注意什么问题？”

田家英深恶痛绝“理论家”这种“刺探”行为，先是敷衍，后来干脆当面拒绝。

田家英对江青避而远之，而对“老夫子”倒是常常当面顶撞。他和陈伯达都爱字画。田家英把自己刚买到的字画，先挂在毛泽东那里，有时给陈伯达看见了，于是，“老夫子”常常到田家英那里看字画，甚至向田家英借去。

“田家英你有那么多的字画，可得当心点，别让小偷偷了！”有一回，“老夫子”一边看字画，一边揶揄道。

“我的字画如果被偷，第一个贼就是你！”田家英巧妙地讽刺道。

随着时代的车轮辚辚作响，日渐向“文化大革命”逼近，江青日趋活跃，与“老夫子”的联系日益密切。江、陈联合，逐渐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股崛起的“左”派势力。

就在这时，在毛泽东的“左右”之中，又冒出了一个原本排不上号的人物，加入“左”派阵营。此人便是戚本禹。戚本禹比田家英小10岁，原先在田家英手下帮助处理人民来信，后来成为信访局的一个科长。

某个夏日，当田家英夫人董边午睡醒来，发觉从书房里传出谈话声。董边一看，是田家英跟戚本禹在那里谈话。待戚本禹走后，徐淑兰问田家英，干吗在中午跟他谈话？

田家英叹道：“人家已经成了江青那里的红人，得罪不起。他在写关于李秀成的文章，找我要资料。我有什么办法？只好马上照办，在中午跟他谈话，帮他找资料……”

因删毛主席话而获罪

1965年12月，田家英终于被江青和陈伯达抓住了“大把柄”！

那些日子里，田家英随毛泽东住在杭州。毛泽东正在思索着在中国做一篇大文章——发动“文革”。从12月8日起，田家英随毛泽东从杭州来到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解决罗瑞卿问题，打响了批判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第一炮。

当毛泽东回到杭州，召集5位“秀才”开会。这5位“秀才”是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

1965年4月底，毛泽东曾在长沙召见过这5位“秀才”，开过一次会。那是因为毛泽东要全党学习6本马列经典著作，找这5位“秀才”连同他自己每人为一本马列经典著作写序。毛泽东跟5位“秀才”在长沙讨论了一通。时隔半年多，又在杭州继续谈论长沙的话题。

那天上午毛泽东情绪很好，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艾思奇和关锋往笔记本上仔仔细细记录着毛泽东的话。田家英也打开笔记本，记下毛泽东的重要的话。

毛泽东谈着谈着，忽然提及了不久前轰动中国的两篇文章———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所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12月8日第13期《红旗》所载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毛泽东的谈话刚一结束，陈伯达就飞快地把“喜讯”告诉江青———因为江青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写了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之后受到以彭真、邓拓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的坚决反对，而毛泽东的话无疑是对她的极有力的支持。

于是，原本只作为毛泽东随口而说的话，却要整理出谈话纪要。整理纪要的任务，落到了田家英头上。由于艾思奇、关锋的记录最详细，田家英转请他俩整理记录。

关锋和艾思奇连夜整理，干了一通宵，就写出了纪要。他俩把纪要交给了田家英。

田家英看后，删去了毛泽东对姚文元、戚本禹的评论那段话。这是因为田家英不仅对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有看法，而且对姚文元的文章也不以为然——毛泽东曾要田家英看吴晗的《海瑞罢官》剧本，田家英看后对毛泽东说：“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问题！”

艾思奇知道了，曾好意地提醒他：“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

田家英答道：“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删去了。”

田家英心怀正气、豪气，删去了毛泽东那段“最高指示”，江青便给田家英安了一个在当时足以置之死地的“罪名”，曰：“篡改毛主席著作！”

山雨欲来，风满华夏。1966年5月16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五一六通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5月17日，“文革”的第一个受害者——邓拓，在子夜写下遗书，然后服下大量安眠药，于18日凌晨离开人世。

在邓拓之前离去的，便是田家英——“文革”的第一个屈死者。

得知中央决定上吊自杀

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家门口，忽然来了一辆轿车，下来三个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以及那个正在走红的戚本禹。

他们进屋，不巧，田家英和秘书逄先知外出。董边在家，告诉他们，田家英很快就会回来的。于是，安子文、王力并排在长沙发上坐定，戚本禹坐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

在沉闷的气氛中等了一会儿，田家英和逄先知回来了。看样子他们要谈重要的问题，徐淑兰站了起来，打算回避。这时，安子文对她说：“董边，你也是高级干部，坐下来一起听听。”逢先知也留了下来。

“我们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组，今天向你宣布：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当时杨尚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田家英任副主任，在工作上有许多联系），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

“现在，我们代表中央向你宣布：停职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楚，由戚本禹代替你管秘书室的工作。你要搬出中南海！”

田家英几乎摒着呼吸，听完安子文的话。他竭力克制自己内心的激愤，冷静地问道：“关于编辑‘毛选’的稿件是不是也要交？”

“统统交。”安子文答道。

这时，戚本禹问道：“毛主席关于《海瑞罢官》的讲话记录，在你那里吗？”

戚本禹所说的记录，当然就是指毛泽东那次杭州谈话的记录——他是非常关心那份原始记录，想知道内中的究竟。

“没有。”田家英很干脆地回答道。

田家英把手边的文件，一份份移交给戚本禹，戚本禹逐份登记。到了下午5点多，安子文和王力走了。戚本禹仍留在那里，一直点交到天黑才走。

戚本禹走后，田家英像塑像一般，一动不动坐在那里。董边劝他吃晚饭，他也不吃。看得出，他陷入了极度的痛苦和愤懑之中。夜深，电话铃声响了。是谁来电话？戚本禹！

“你到秘书室来一趟，在文件清单上签字。”戚本禹仿佛一下子成了他的上司似的，对他颐指气使。啪的一声，田家英挂断了电话。

他满脸怒色，对徐淑兰说：“戚本禹是什么东西？！他早就是江青的走卒，我不去签字！”

过了一会儿，田家英咬牙切齿道：“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人有好下场！”

深夜12点，田家英要董边先去休息。董边因为翌日一早还要去上班，回正房先睡了。

她迷迷糊糊一觉醒来，一看手表，已是清晨5时，图书室里还亮着灯。董边赶紧下床，到那里去看田家英。他竟一夜未眠，未吃，仍呆呆地坐着。

董边知道他心里难受，可是没有往坏处想。她要他赶紧去休息。

董边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她以为，这一回大约是要他检查“右倾错误”，离开中南海下乡劳动。她去找逄先知，要逄先知帮助他作检查，如果要下乡的话，就跟他一起下去。

吃过早饭，快到7时了，她像往日一样，跟丈夫打个招呼，上班去了。

悲壮地死于“永福堂”

清晨，挂着清朝乾隆皇帝手书的“永福堂”小院，格外的安静：逄先知写材料去了，勤务员陈义国也有事外出了。

直到上午七点钟，小院外才响起了脚步声，打破了这里的沉寂。那是勤务员陈义国回来了，找田家英吃早饭。正房里没有人影。图书室的门紧闭着。他在门外大声地喊了几下，没人答应。

咦，田家英到哪里去了呢?他试着推了推图书室的门，那门反锁着，推不开。

陈义国觉得有点异常，找人拿钥匙开了门。他朝里面看了看，见不到人。他走了进去。走过几排书架，他顿时像触电似的尖叫起来：“啊哟———!”

原来，他在两排书架之间，看到田家英死在那里!

陈义国急急抓起电话，向上报告……下午3时光景，正在上班的徐淑兰，忽然接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的电话：“你马上到少奇同志西楼办公室来一下!”

董边急急赶回中南海，来到刘少奇西楼办公室。她一走进去，安子文已在里面等她了，旁边坐着汪东兴。当时，汪东兴主管毛泽东的警卫工作。

等董边坐定，安子文这才直截了当地把不幸的消息告诉她：“田家英同志自杀了!”

董边顿时懵了，脑袋仿佛在一刹那间剧烈地膨胀，全身发冷，两行热泪涌出了眼眶!

等徐淑兰的情绪稍稍安定，安子文问道：“他临死前跟你说过些什么话?”

“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会去死。如果我稍微察觉他有死的念头，我就不会去上班了!”

安子文长叹了一口气，他也非常沉重，对董边说道：“我陪你一起去看一看他。”

在安子文、汪东兴的陪同下，董边一脚高、一脚低地朝“永福堂”走去。那里跟刘少奇西楼办公室只一箭之遥。董边一走进家门，便看到院子里站着三、四名解放军。

董边走进图书室，田家英已被放下来了，躺在两排书架之间的地上，身上覆盖着白布。董边弯下身子，掀起白布看见他双眼紧闭，后脑上有枪眼。

“你立刻离开中南海!”徐淑兰正处于心灵的巨创剧痛之际，接到了这样命令式的通知。

他留下了遗言。他写下振聋发聩的话：“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田家英离世之际，不过44岁，正值年富力强、生命之花最为茂盛的时候!

历史终于还他以公道

诚如田家英的遗言所预见的那样：“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田家英的冤案，在中共中央的直接关怀下，在1980年初终于得以平反昭雪。

1980年3月28日，田家英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隆重举行。

邓力群代表中央致悼词。悼词热情地称颂了田家英的品格和业绩：“家英同志是一位经过长期革命锻炼，忠于党、忠于人民，有才学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奋斗，做了大量的工作。”“几十年的实际行动证明，家英同志确实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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