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北方：国家与社会关系再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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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ssdao.com/?thread-227.htm中国当前的总体稳定一定程度上仰赖历史形成的认识资源，如何维护这笔遗产关系到未来稳定的大局。主流的国家与社会的二分法不适用于分析和指导中国的现实，中国需要基于独特的历史经验，构建自己的社会科学理论；寄希望于“社会”的发育和自我管理是不切实际的，中国需要强大的国家，以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国家的理性转型不是问题，国家行为的消极化才是问题，有导致基层社会丛林化的现实危险；中国国家的合法性依然很高，但这相当程度上是历史形成的遗产，必须认真给予传承。

前不久我个人的评论集《北大南门朝西开》出版了。书出来之后，我收到的最有意思的读者反馈来自我父亲，他在电话里对我说：我看你书里的那些文章，国内国外的大事你都发表看法，要是习近平看见了，他能高兴吗？

这个问题挺难回答的，我只能说，主席工作是很忙的，恐怕没时间看到我的书，而且现在的舆论是很开放的，国家允许大家讨论，他就算看到了也不会不高兴。

这当然不是一个有建设性的对话，但当我从中抽身出来，发觉这其实构成一个深入讨论的起点。我父亲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中国老百姓，他提出问题的方式在老百姓中也是常见的。

那么，他为什么会自然地觉得某个个人与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之间存在着发生直接联系的可能？这样的思考方式中隐含着怎样的对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想象？这样的国家意识是如何形成的，它对思考改革中的国家角色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又有什么样的启示？

国家内部二分的国家观

近年来，在大国崛起的背景下，舆论界关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讨论不及新世纪之交的那些年热烈了。

那些在分析思路上秉承西方式的国家与社会二元论的论者们，其出发点之一是，只有出现一个能对国家权力进行一定程度的制约的市民社会，才能落实民主机制，进而国家才能平稳发展。这种理论把国家视为“必要的恶”，包含了两重预设：第一，国家如果直接面对没有社会保护的个人，会构成对个人自由的威胁；第二，国家是铁板一块的，是一个具有同一性的构造。

这种理解方式及由此而引申出来的“药方”不但被中国发展的实践否定了，而且在理论层面也是有问题的。用这种理论研究中国，与其说是研究，不如说是对西方自视为高贵的价值观的再确认。用这套东西来看待中国，就不可避免地要削中国之“足”以适其“履”。

中国是否可能存在着一种无须西方政治理论予以确认的政治模式？答案是肯定的，它是历史形成的，就存在于中国老百姓对政治的理解之中。学者项飚将主流理论称为“政治文言”，称普通人的国家理论为“政治白话”，他认为，社会科学界的任务之一就是提炼“政治白话”，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白话政治”。

项飚在《普通人的“国家”理论》一文中概括指出，与主流理论先入为主的假定不同，当今在中国最受普通人认同的范畴是“国家”，“国家”被自然化和总体化了，被赋予了道德上的合法性，老百姓不觉得国家强大是什么坏事，相反，他们不信任社会，“社会上的”人和事意味着不正规，与寻求市民社会式的自我管理相比，他们更倾向于跟国家建立联系；但普通人在总体上认同国家的正当性和道德性的同时，对地方国家机构怀有很深的不信任感，跟它们打交道时倾向于利益化和无规则。与此同时，地方国家机构具体的失当行为又会进一步激发起老百姓对国家的道义期望。项飚认为，大多数人对政治的这种理解方式，有助于解释当今中国总体稳定和局部失序并存的局面。

这种观察显然要比所谓的主流理论更接地气，进一步否认了将主流理论生搬硬套于解释中国的合理性。这里所说的“国家”的含义也要更复杂一些，它不同于狭义理解的“国家机器”（state），而是包含了疆界、历史、人口、国家机构以及一定程度上的文化想象的广义上的国家。在老百姓的话语里，“国家如何如何”是常见的句式，但他们可能既清楚所说的国家是什么，也可能不清楚国家是什么。

可以补充的一点是，在老百姓的国家想象中，国家不仅是正当的和道德化的，个人跟国家的关系还可以是亲密的。这种理解方式从我父亲的话里可以反映出来，他自然地认为领导人会看到我的书，而且我也不应该惹领导人不高兴—习主席作为国家元首，在这个语境中是作为国家的象征出现的。这种理解方式也可以从民间流行的对习主席的称谓窥见一斑，习大大—“大大”是陕西话，是对有亲缘关系的长辈的称呼。

但这完全不妨碍老百姓以辩证的眼光看待国家。他们不信任日常与之打交道的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对国家体系内部存在的贪腐现象深恶痛绝。然而，这些具体的负面现象并未导致老百姓对国家总体上的不信任，相反，抽象的国家，或者说中央，构成老百姓批判的资源和斗争中可以援引的现实资源。越级上访也可以视为这种“辩证国家观”的表现形式。

入选2015年《南风窗》调研中国项目的中国传媒大学团队研究了南水北调水源地居民对国家的看法，他们的实地研究也表明，生活受到南水北调工程波及的居民对国家的相关政策是满意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对地方政府的执行层面。

以上讨论可以表明，国家与社会的二分法不适用于中国，奥威尔式的对国家的妖魔化想象（“老大哥在看着你”）只在少数公知化的人群中有市场，普通百姓并不买账；老百姓也没有简单地把国家视为一个整体，他们用辩证的思维方式看待国家，即区分中央国家（或者说抽象的国家）和地方国家（或者说具体的国家机构）。

“辩证国家观”的历史形成

中国人理解国家的独特方式乃是历史的产物。项飚认为，在近代西方，国族（Nation）产生于政体国家（State）之前，前者被自然化了，是人的情感归属的对象，后者则是人为的，被认为是需要警惕的；而中国近代以来备受侵略之苦，国族是被拯救的对象，作为拯救手段的政体国家与国族同时诞生，并紧密地缠绕在一起，不可分割。于是中国人的国家理解是总体性的，即很少区分国族与政体国家。另一重原因是在近现代反复的革命中，始终存在“理性国家”和“动员型国家”的矛盾，前者是指作为理性组织系统的国家，后者倡导激进意识形态和广泛动员，“国家代表着一系列终极价值，国家本身成为目标”。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无疑属于“动员型国家”。但是，说“国家本身成为目标”也有失偏颇，更准确的说法恐怕应该是，“动员型国家”把所有能团结的力量组织到国家周围，以期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我们可以从更具体的历史中发现“辩证国家观”的来源。韩丁的《翻身》详细记述了山西的一个叫张庄的村子在解放前的历程，其中，共产党领导建设基层政权的经过值得格外留意：在清除了日伪时期的基层力量、进行了土地改革之后，最早入党并担任干部的一些党员很快走上了老路，成了新的“黑恶势力”，但不久，上级派来工作组，整顿作风，扭转了局面。这就给了人一个印象：党员和党不是一回事，党员可能是坏的，但远在延安的党则是好的。

这样的经验不仅是个案性的，也是共通性的，全国每个基层单位都可能经历过。建国后的一次次政治运动都在不断地强化这样的认识。顺便要说的是，现代中国的建国过程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所以，正如“党和国家”这个常见的提法所提示的，老百姓对国家的理解与对党的理解难以清楚地区分开来。

强调国家与社会二分的学者们的出发点无非是看重社会对国家的制约功能。但被这些人有意无意地忽视的是，在先锋党或者说国家吸纳了社会的同时，党和国家的内部是存在路线和理论上的辩论的，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他们所憧憬的市民社会应该发挥的功能。

美国学者约翰•斯塔尔曾经提出过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毛泽东本人是极度反感个人崇拜的，为什么个人崇拜的方式又曾被广泛运用？他的回答是，“如果党（至少是某些党的领导者）的合法性已遭到怀疑，要纠正它的错误，在中国的制度中就需要有一个新的、暂时的权威支点”。

于是出现了一个悖论式的现象，越是允许群众对党和国家的错误予以监督和批评，党和国家的抽象合法性和道德性（毛泽东作为其人格化的化身）就越强。一些文艺作品在这种国家想象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毛主席来到咱农庄》、《毛主席来到军舰上》等歌曲都参与构建了普通人与最高领袖即抽象的国家之间的直接情感联系。

认知框架源自实践，但认知框架一旦形成，就具有了独立的生命力。改革开放后，中国从“动员型国家”向“理性国家”转型，但历史形成的辩证国家观却保持了下来，普通人仍然用这种视角看待和分析国家。虽然现实中很多人都牢骚满腹，但一些严谨的民意调查的结果都显示，中国民众对国家合法性的认同度高得惊人。很多调查是西方国家的研究机构做的，不存在数据造假的动机和可能，那么理解这一现象就必须要从中国人独特的辩证国家观入手了。

这说明，中国当前的总体稳定一定程度上仰赖历史形成的认识资源，如何维护这笔遗产关系到未来稳定的大局。

国家转型与国家观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从“动员型国家”向“理性国家”转型。这一转变从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转向经济建设开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到十八大正式形成了一个纲领性的提法，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这一转型意味着国家从意识形态的发动机转变为基础性规则的提供者，各级国家机构在发展的层面进行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内部的张力依然存在，只不过改变了性质，从过去的政治层面的分歧，变成了利益的分殊。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争论的终结和理性化转型并没有使中国国家更加同一化，各级机构的自主性更强了。美国伯克利大学的学者Kevin O’Brien提供了一个戏剧化的例子：一次他跟一位司长到福建农村考察，一个村干部拒绝提供跟选举相关的信息，司长说，“我是你领导的领导的领导的领导，把结果交出来”，村干部则回答，“因为你是我领导的领导的领导的领导，所以你去死”。

中央政府并不直接面对老百姓，而且随着财力的增强，有能力推出改进福利的政策，所以有可能在老百姓面前展现开明和仁厚的形象；地方政府为了贯彻发展的国策，或者打着发展的名义谋私利，不可避免地直接“与民争利”，更多地留给老百姓负面的印象。这种不同使得人们有可能套用历史形成的“辩证国家观”看待如今的政治，将地方政府的作为视作违反国家政策和精神的，视中央为道义的源泉和最终的仲裁者。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老百姓一边对腐败和违法现象无比痛恨，一边对“习大大”反腐的行动大力支持、由衷赞赏，越是揭发更多的腐败，党和国家的威望就越高。腐败问题虽然严重，局面也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扭转的，但国民党曾经面对的“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的尴尬，今天并不存在。

向理性国家转型意味国家行为界限的清晰化和有限化，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从“积极国家”向“消极国家”的转变，即国家从主动“关心群众痛痒”、积极吸纳社会的行动逻辑转向“不告不理”、消极维持基本秩序的行动逻辑。此种转型必定会为社会留出空间，但是主流理论所憧憬的那种“社会”并未充分发育，原因是多方面的，首要的一点恐怕是，最先利用市场发财致富的那批人，多数与某些官员存在这样那样的联系，这样的人虽然在财富和价值观上符合市民社会的标准，却因对国家的依附而没有资格成为市民社会的代言人；其次，“社会建设”成为国家的一项工程，国家退出某些领域的同时，吸引“社会力量”进入，这样的“社会力量”当然不可能是独立于国家的。

国家转型也带来了风险。这些风险由基层，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集中承受了。一方面是国家的收缩，一方面是自治性的社会机制没有形成，于是这些地带就存在滑向丛林化的可能，在某些地方已经成为事实。最近上映的电影《一个勺子》就反映出了国家退却背景下的基层现实：对于一个流落街头的傻子而言，谁该为他的基本生存权利负责？傻子不懂得主动寻求民政部门的救助，那么救助的责任就只能落在另外一个“傻子”，也就是好人的头上。可是，一个没人管的傻子转眼就可能变成“香饽饽”，有很多人冒充其家人来抢，一个傻子有什么用呢？用处很多，可以用来强迫劳动、乞讨，甚至是倒卖器官。这些现象都是现实中大量存在的，并非文艺的虚构。但此类事件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会成为国家权力打击的对象，比如有人报案；彻底清除其存在的土壤仿佛已经不再是国家行为的一部分。这在“动员型国家”时期是不可想象的。

综合以上讨论，我们大体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主流的国家与社会的二分法不适用于分析和指导中国的现实，中国需要基于独特的历史经验，构建自己的社会科学理论；第二，寄希望于“社会”的发育和自我管理是不切实际的，中国需要强大的国家，以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第三，国家的理性转型不是问题，国家行为的消极化才是问题，有导致基层社会丛林化的现实危险；第四，中国国家的合法性依然很高，但这相当程度上是历史形成的遗产，必须认真给予传承。

提出以上问题是为了未来长时段的稳定计。一旦社会丛林化，意味着国家从人们的生活世界中隐退，这样的现象蔓延并持续，老百姓的“辩证国家观”就失去了支点，这必须引起我们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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