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穆斯林中间反思恐怖主义：真的都是西方的错吗

读者可能还记得，在2013年7月3日埃及军方发动政变推翻民选穆尔西政府当晚，北京大学毕业的中东研究者王丁楠冒险走进了那个流血的开罗之夜，在混乱的人群中为观察者网发来中国媒体罕见的现场照片。比如下面这张：

有别于坐而论道者，他深入动荡之地为我们写来很多实地报道，呈现了“阿拉伯之春”美好愿望之下惨淡又真实的现状。他也曾信步德黑兰山间，听伊朗中产妇女聊家长里短、倾诉心结。

因为经常往来于穆斯林世界与欧洲之间，对于恐怖主义以及世人的反应，他也有自己的看法。巴黎惨案之后，大风哥请他写下这篇短文。看下来，准确打中了当下的一些舆情问题。

在11月13日巴黎发生惨烈恐袭之后，很多媒体和网民不由自主将矛头指向西方政府，指责它们是中东乱局和恐怖主义泛滥的始作俑者。各种爆料频频涌现，将美国和欧洲在中东的阴谋描述得绘声绘色：扶植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铲除与西方作对的政治强人，甚至要重绘地区版图。一时间，中东问题成了周围朋友们热议的焦点，而他们对美国的指责让我感到似曾相识，仿佛是置身于阿拉伯或伊朗人之间参与讨论。

对西方又爱又恨，仇视与谄媚交织，算是中东各国人民的一大特色了。尤其是伴随着近五年来该地区丛生的乱象，阴谋论层出不穷，戏谑和搞怪更是花样百出。

记得2012年夏天，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问埃及时，当地人自发列队欢迎，向她的车队齐声高喊“Monica, Monica”（莱温斯基的名字）；

到了2013年，美驻埃大使安•帕特森又成了矛盾焦点，舆论指责她操控穆兄会搞垮埃及，披露穆兄会卖国政府不断到美国使馆请示汇报；后来，在埃及报纸上奥巴马干脆变成了穆兄会成员（好吧，也有将近一半的美国共和党员指责奥巴马是穆斯林，真是个苦总统——大风哥注）；再往后，政变爆发，穆尔西被囚，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多次来埃及斡旋，被示威者围攻，夹在两派之间里外不是人——军方支持者说她纵容恐怖主义，伊斯兰党派说美欧抛弃民主支持军队搞政变。类似的事情屡见不鲜，乃至我在开罗学习时使用的阿语教材也充斥着对西方的抱怨。课文里，阿拉伯的粮食问题、冲突频仍、航天事业发展滞后都是西方的错。后来辗转到了德黑兰，我感到民众对美欧充满向往，但还是有相当的既得利益者坚持宣传美国是万恶之源，声称伊斯兰国就是奥巴马搞出来的。

这些虚虚实实的指责说得太多，在西方也就没人在乎了。面对有关中东反美情绪的提问，美国务院发言人甚至懒怠回答，搪塞一句“我们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作为领导，被批评当然正常。”对于阿什顿在开罗被抗议者围堵，一位欧盟外交官对我说，“有抗议不是坏消息，至少说明欧盟在他们眼中是一支重要力量。”埃及政变后，美欧缩减对埃援助，当地人继而发起了抵制西方贷款的行动。我在一次讨论会上问德国官员和学者怎么看待这个动向，场下的阿拉伯人点头赞同，台上的德国人却觉得不足为虑——“他们早晚还是要来朝我们要钱的”。

西方人在中东的高傲和高调，自然会引发人们的反感和谴责。但我们作为局外人，大可不必像阿拉伯国家、伊朗或是以色列人一样，一出问题就把责任推到西方身上。无论美国还是欧洲，改造别国社会生态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中东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肆虐，最重要原因还是出在国内。早在西方发动战争、挑起事端之前，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埃及的内政就已经满目疮痍，执政者（往往是单一民族、教派或家族）赢者通吃，反对派走投无路，政权架构和社会运转呈现出明显的不全面、不协调和不可持续性。

随后到来的战争和革命诚然给这些国家带来巨大破坏，但在这一切爆发前，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埃及也绝不是许多人想象中政通人和的中东天堂。在一个政治高度腐败，经济停滞不前，社会风气日下，对外屡战屡败的社会里，民众不停在问：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为什么西方道路、民族道路都无法救国？我们现在还能靠谁？最终大家得到的某种模糊共识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背离了宗教指引的正确道路，如今的沉沦和乱象就是惩罚。保守化趋向在一些阿拉伯国家应运而生。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自发行为，而不是某个政府、组织或教派强加在人们头上的。

“我感到天越降越低，我看到社会中发生的事和教义描述的末日前兆十分相像。太好了，末日要降临了！我信仰虔诚，我盼望接受审判！”类似这样的话我在不少埃及年轻人那里都听到过，这是他们反思个人和社会难局的真实写照。无论有没有西方捣乱，这种保守化的趋势已经成型。而对于那些遭遇既得利益者疯狂打压、甚至每日面临死亡威胁的反对派，恐怕就不只是回归传统的问题了。

相比之下，我们看到基于不同的国内治理模式，伊朗的情形迥然不同。西方无论是搞制裁，还是在2009年鼓动示威者闹绿色革命，甚至是扬言武力入侵，伊朗的民主政治架构和经济发展模式遵循着一套自己的路数，尽管改革发展缓慢，却维持了稳定。伊朗人痛恨制裁不假，但西方的打压反倒使民族自信心更强，因为“即便是全面制裁也没能把我们怎么样”。试想一个对本国历史文化、对自身主观能动性充满信心的民族，又有什么动力去搞宗教复古，或是模仿一千多年前异质的阿拉伯人的作为呢？！所以伊朗表面上政教合一，宗教仪轨却是自上而下推行的，社会层面不仅没有呈现出自发的保守化趋向，反而呼唤与之相反的路径。

除上述内政问题外，恐怖主义在逊尼派伊斯兰世界泛滥的另一个原因来自宗教。什叶派高级教士作为受人景仰的宗教学大师，在信徒和真主之间扮演着某种中介作用，拥有极大的学术和宗教权威。相对什叶派而言，逊尼派更看重信徒与真主间不经过中介的直接沟通。尽管逊尼派也有权威的、倡导和平中正的教法机构，即埃及的爱资哈尔清真寺，但它没有足够的约束和执行力。不仅有些埃及人不把它当回事，沙特也自诩正统，对它揶揄有加。于是，在什叶派信徒那里，体制外的异端邪说很难广泛传播，但对逊尼派信众而言，人人都可以畅谈宗教见解，声称自己的信仰优于别人。当这种讨论演变为指责别人的信仰不纯正，甚至是擅自判定他人为非穆斯林时，就为极端主义兴起打开了大门。而有关谁更保守、谁更纯正的比拼，是永无止境的：穆兄会认为他们比大众的信仰更好，萨拉菲说自己更纯；沙特为在国内推行教法而自豪，伊斯兰国可以将此推向新的极致。

面对这样的社会、宗教背景，西方国家能做什么呢？发动侵略战争、在他国冲突中推波助澜固然可耻，但如果北约没有参与利比亚内战、拒绝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如果西方帮助卡扎菲、本阿里、阿萨德、穆巴拉克维稳，将革命镇压下去，后来的情形又会怎样呢？从长远看，社会矛盾会不断激化下去，反对派对西方将更加恨之入骨，美欧面临的极端和恐怖主义的威胁恐怕不会比现在好到哪儿去。

西方政府没有部分观众想象中那么傻，不会总是干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事。美欧决策者和学术界很清楚阿拉伯政治强人倒下，宗教团体会参政，极端势力将抬头。这些问题早在革命前的数十年间就已经得到较为充分的论证了。但在具体节点上的政策制定又和理论推演千差万别，很难预料事情的真实走向。如果我们换位思考：当大批示威者在突尼斯、埃及、叙利亚集结，当武装叛乱在利比亚打响，当全世界将目光投向美欧领导人，等待“我们”举足轻重的判断，“我们”又该如何决策呢？扶植亲信和既得利益者？西方政府不是没做过。1953年的伊朗政变，帮助巴列维国王攫取实权；1992年默许阿尔及利亚军队发动政变，支持其通过内战铲除民选上台的伊斯兰政党——这些都是先例，至今仍被伊朗和阿拉伯人痛批，为反西方势力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作为在中东拥有广泛和深度利益的西方列强，其实无论怎么决策、怎么站队，效果都不会太理想。在这里，朋友的朋友可能就是你的敌人，敌人的朋友又可能是你的朋友。极端主义和恐怖分子，打也反，不打也要反。回顾在中东的决策历程，一些西方政客和学者无奈地说，not all good things come together，意即安全、经济、意识形态利益不可能同步实现，往往要顾此失彼，作出取舍：要民主就可能削弱安全保障和边境管控，要强人治下的安全就不利于实现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利益。其实，不能十全十美恐怕还是乐观估计。决策者处理中东事务遇到的更多情况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就像阿拉伯革命那样，明知独裁者和极端分子谁都不好，也不得不作出某种选择。这大概是中东政治的现实和常态。

从巴以冲突到阿富汗内战，中国也曾深度介入过中东政局。后来我们坚守不干涉内政原则，超然于各种内斗之上，与教派、民族冲突的各方都保持友好关系。这种灵活务实的风格与俄罗斯在中东四处受敌和其在当地的负面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随着中国国力增强和在中东利益扩展，保持这种平衡也越发不易。国力强了，人家就更看重你的立场表态；利益广了，各种势力就要借此跟你讨价还价。在热点问题上不发表实质见解，他们批评你骑墙、投机；专心搞经济合作，对方又抱怨两国关系经热政冷，逼你在政治上站队；中国在叙利亚奉行尊重主权原则，可阿拉伯人却说你的所作所为已经是严重干涉我们的内政了。总之，这样的问题越来越多，想要在中东成为超然的外部力量，与所有国家和气生财，实属不易。美欧在中东面临的问题，也在渐渐向我们走来。当前，我们与其像中东民众一样把各种责任推给西方，不如反观美欧教训，为我们即将遇到的中东难局未雨绸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