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北方：贾樟柯骗了我们

【编者按】有人说，《山河故人》是贾樟柯最成功的一部电影，因为其商业运作最成功、知名度最大、院线排片最多，然而，也有人说，正是这个原因，《山河故人》是贾导演最失败的一部电影——他的文艺也最终堕入了商业片的俗套路线，作品中真正的底层最终丧失，而迷茫的中产阶级情感成为了主线。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着董子健和张艾嘉的忘年恋床戏，谁会介意得了尘肺病的梁子最后怎样呢？当中产们用底层消费尽自己的同情心，为自己标上圣母的标签之后，他们的剩余价值被彻底榨干。“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原来，是底层只能作为时代的牺牲品，只有资本家，才能成为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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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很欣赏贾樟柯，认为他是当代中国最好的电影导演。他自成风格的电影语言，他充满深情的对底层的凝视，都是我喜欢他的作品的理由。但我也注意过他对政治社会问题的一些发言，觉得他的理性认识与通过电影所呈现的对社会的理解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本来我以为这种认识上的错位是他还没有厘清自己的思想导致的——这种情况在很多人身上都是存在的，他们对底层有人道主义的关怀和同情，却支持那种导致和加剧底层的痛苦的社会机制。

看了《山河故人》之后，我发现我原本对贾导的认识是错的。他骗了我们。这一次，他骗不下去了，也许，是他觉得没必要再骗下去了。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山河故人》中，底层消失了。就像一件被用过多次的道具，在价值被榨干净后，被贾导遗弃了。

读者朋友会不同意了，怎么能说底层消失了呢？底层一直是贾樟柯电影的主要关注对象，而且在这个三段式的故事中，前两段不是都有底层的形象吗？在第一段中，矿工梁子跟小老板张晋生抢女主角，失败了，远走他乡；在第二段中，在他乡接着当了多年矿工的梁子回来了，得了尘肺病；张晋生混成了大老板，去了上海发展；女主角和他离婚了，留在老家，得到了张晋生当年起家的加油站生意，她给梁子送去了三万块钱，帮他治病。

作为底层代表的梁子的消失是在第三段。这是一个“科幻”式的故事片段，发生在未来的2025年，张晋生的后台在反腐中倒了，他自己跑到澳大利亚当了寓公。儿子早就送到了国外，那时候跟他生活在一起，住在海边的大房子里。这段故事的主要人物是张晋生的儿子张到乐，贾导的悲悯都给了这个年轻人，他幼年去国，因为父亲的原因不能回国，也不能见到母亲，甚至奇迹般地忘记了母语（这完全不符合生活逻辑）。张到乐是个无根的形象，他的叛逆和痛苦都来自无目的的、被迫的漂泊，为了衬托这个年轻人的苦难，贾导安排了一场毁三观的“忘年恋”，目的无非是通过到乐的恋母情节放大他的因特殊经历而产生的人格扭曲。在电影的结尾处，涛，也就是到乐的母亲出现了一下，她一个人在包饺子，在幻觉中听到了儿子在叫她；然后她出去遛狗，在空旷处一个人起舞。

可是，梁子哪里去了？也许，他早就死了，在第二段中，他已经显示出生命枯竭的迹象，可是他还有个儿子，到了2025年，也该十几岁了，这个孩子怎么样了？梁子的妻子呢？我想，贾导不至于在创作上忽略了这条叙事的线索，而是他就没想提。梁子们的命运在他心里不是真正重要的。

梁子在第三段中的消失，是真正的消失。他透露了贾樟柯电影中底层的真正作用。

在贾樟柯的一些访谈性文字中，经常看他谈起体制，他也不回避对体制的负面态度。他通过镜头凝视底层，他表现底层的方式，自然与对他对体制的态度有关。底层的苦难不是天下掉下来的，苦难的来源自然也与体制有关。

贾樟柯关注的底层，是1980年代以来社会巨变背景下的底层。这个时代也是体制发生巨变的时代，旧的体制有遗存，新的体制也在旧体制的肌体内生成和壮大。关于体制的这种双重性，我在《公知与伪士》一文中有过非常简单的讨论。如果看到体制的这种双重性，就不会把底层的遭遇笼统地归结为体制，而是需要进行更细致的剖析。正如在梁子和张晋生这对矛盾体所象征的，张晋生是通过与体制中新的那部分的勾连而发家的，而梁子是他发达的代价，梁子不但在争夺配偶方面输了，在一切方面都输了。梁子和其他底层以身体和精神的垮掉为肥料，养肥了张晋生们这样的中国新富人。

新体制偏差不少，反腐可以视为对新体制所包含的偏差的纠正。正是在这个纠偏中，张晋生及其后台都倒了，于是他流亡海外。在第三段故事中，观众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贾导不但以悲悯的眼光注视张到乐，也以悲悯的眼光看着张晋生。他的生活也很苦闷，可以买枪，但连敌人都找不到，一副很不容易的样子。如果说张到乐是个孩子，他经历的一切都不是他能选择的，那么张晋生不是应为他的处境、梁子的处境甚至更广义地说为中国社会的变迁中的阴暗面负责吗？他怎么也被贾导当成了一个某种程度上的受害者的形象来处理了呢？

奥秘只能回到贾樟柯对体制的理解中去寻找了。贾导眼中的体制是僵化的，他看不到，或者说不乐意看到体制的双重性，于是他把生活在体制中的所有人都视为受害者，忽视一部分人与体制勾结伤害同类的事实。他的矛头仅仅指向“体制”。正如我在《公知与伪士》中揭示的，这种理解体制的方式是公知的共性。在这种理解方式中，张晋生是可以成为“受害者”的，富人没有安全感，难道不是体制的问题吗？同时，在这种理解方式中，无论如何做出关心底层的姿态，都不可能是真的，只不过是把底层当成了某种反体制的工具。新的工具（作为受害者的新富人）有了，旧的工具（底层）自然就可以扔到一边了，这大体就是梁子为什么会在《山河故人》的第三个故事中消失。

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种把悲悯和同情同时分给张晋生和梁子的做法，不能接受通过这种分摊而进行体制批评的做法。《山河故人》让我理解了底层在贾樟柯电影中的功用，也明白了贾导的认识中的张力其实可以在公知逻辑的中达成高度的统一。

在这个意义上，我才说贾樟柯骗了我们，骗了我们好多年。

到了《山河故人》，他“骗”不下去了，或者不想再“骗”下去了。他的分裂源自于他的公知史观，在他以后的作品里，他的分裂会更明显地表现出来。

不信等着瞧。

PS.联想起一个事：在伦敦时曾经去一个教堂上了一个学期的圣经课，只当是课外学习了。一次跟那个牛津毕业的牧师抬杠抬起了上帝眼中的善恶观，我说上帝那么英明神武，为何对世间的一切不公和苦难视而不见，非等什么末日审判。牧师就给我画了两张图，第一张，坏人拿希特勒为例，好人拿甘地为例，把我算个不好不坏的，三个柱状图，对比清晰；第二张，来了个高高在上的上帝视角，于是那几个柱状图看起来就没啥区别了，就好像从飞机上往下看，不大分得清大象和蚂蚁。

其实，公知逻辑跟上帝视角，是有些相像的，很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