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古典学须摆脱西方中心，我们要自信

三联学术通讯小站按语：

2015年1月10日，由刘小枫、甘阳主编的“经典与解释”丛书十五年350种出版纪念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张志扬、陈来、汪晖、赵汀阳等学界朋友参与研讨。丛书的意义在于开启晚清 以来新的西方阅读，从而建立中国的学术自觉。

近来围绕着古典学在中国的研究，颇有一些“夺人眼球”的争议，详情暂可参见文章《关哲：如果非要说古典学是谁的一套》。

如何建设中国的“古典学”研究？——这是甘阳、刘小枫等人长期以来的思考关注所在。八十年代，他们为三联书店主编“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包括“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知文库 ”“文化：中国与世界辑刊”等等）的时候，就开始考虑如何梳理西学传统、如何建设当代中国学术。九十年代，他们为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组织“社会思想丛书”“牛津精选”，也费很大 精力于古典研究，当时也有北京三联书店的编辑配合香港方面在大陆组织译者，精心筹划。（详情见林道群的回忆文章：“书和事”。）

2003年，甘阳、刘小枫再次为三联书店筹划“西学源流”丛书，丛书的第一辑第一本即为《古典学的历史》，由三联书店编辑约请陈恒先生翻译出版。

回顾来看，国内最早了解到的当代西方古典学研究，大致都出自《古典学》（“牛津精选”丛书，[英]玛丽？比尔德著，董乐山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古典学的历史》（“西学源流 ”丛书，[德]维拉莫威兹著，陈恒译，三联书店，2008）等译著。而这些大都离不开甘阳、刘小枫与中国人文学术出版界的紧密合作。

尽管甘阳、刘小枫近年来也着力于施特劳斯著作的译介，2003年1月出版的《自然权利与历史》（“学术前沿”丛书，[美]施特劳斯著，彭刚译，三联书店，2003）影响尤为重大。但对于古典 研究、对于中国的“古典学”建设，甘阳、刘小枫等学者的视野则远远超出简单的“施特劳斯派”，而是特别强调：中国的“古典学”不是西方“古典学”的附庸分支！

下面这篇文章，选自《文明·国家·大学》（甘阳著，三联书店，2012，页136-145）。这是2008年11月甘阳在“第六届《开放时代》杂志论坛——古典西学在中国”上的发言，着眼于“中华 文明”的时代复兴，反省中国学界近百年来对西方大传统的认识。原题为“古典西学在中国”，敬请读者留意。

我们这次论坛的题目叫“古典西学在中国”，虽然题目是“古典西学在中国”，背后的真正潜台词是希望古典中学的复兴，或者更明确点讲，我个人认为在中国做古典西学的人主要是为在中国做古典中学的人服务的，也就是为中国古典学问提供一些来自西方的参考与借鉴。所以，中国的“古典西学”并不是西方的“古典西学”的一部分，而是中国学术界的一部分。如果这个位 置不搞清楚的话，中国的“古典西学”会不知道方向所在。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点我想讲的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提出一个古典西学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中国人从晚清以来的基本思想主要是受西方的影响，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自己想一想，我们中国人老说中国是这样这 样这样，你背后都有一个西方是那样那样那样，你头脑里有一个西方，然后你用西方来对照这个中国，无论是怎么一个对比。这是中国人的思想在近百年来非常大的一个特点。西方人不会说 他头脑里先有一个中国，然后再说西方怎么怎么样。所以近百年来，中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对西方的认识所规定，也就是对西方的每一次认识的改变，会带来我们对中国认识 的一个改变。甚至我们可以说，近百年来，任何一次对中国问题以及中国本身的认识的重大改变，背后一定首先有一个对西学观念的突破。这是西学在中国这样一个场景下所具有的比较特殊 的含义。

我们回想一下，近百年来的中西比较，不管是比较学术的，或者是比较日常的，基本上是一个非常不对称的比较，也就是说他的比较基本上是以一个近现代的西方来比较一个传统的中国。这 是因为晚清以来中国在衰弱，到晚清末年，中国文明已完全、完整地瓦解，所以中国人有一种焦虑的心情，他事先蕴含着一个问题，就是要到西方去，也就是认为西方是比中国好，中国是向 西方学习的。

但在这样一个焦虑的比较背景下，很多问题实际上都被忽略了，比方说我们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地比较过传统的西方和传统的中国。这是一个不平等的比较，不对称的比较。不对称的比较往往 使我们对中国文明的看法变成一个相当片面的看法，我们先天地判定了中国文明的落后性、愚昧性，这样一来就导致我们对中国文明的自信心越来越不足。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获得了其他的一 些基本问题，比方说，近现代西方本身和西方古典的关系是什么？它是断裂的关系？是延续的关系？今天西方所谓现代化和工业化道路是从西方文明源头上就已经规定是如此，还是它是和西 方传统本身的断裂所造成？这些问题在我们中国都没有得到重视和研究。

我现在的看法是，随着中国文明在今天这个发展状态的推进，上述所有问题都需要有一个重新的想法。所以，虽然我们今天的这个论坛谈的是“古典西学在中国”，但它的目的是促进中国古 典研究的复兴和发达，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做西学的人应该摆脱一种形态，即好像我们又要去制造一个西学的高峰，又要去找一个新的大师。我认为这样一个时代基本上已经结束了，中国人简单化学习西方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从现在开始，中国人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应该从全球化下的中国文明去重新看待，这也会重新看到中国文明以往到底是如何。

换言之我们今天需要重新认识中国文明，包括她从古以来的很多问题，也就是说近百年来我们对自己的文明的看法是带有偏见的，有片面性的，而这个片面性偏见是由一定的实在所造成的。 今天重新回到古典西学，重新回到古典中学，我想它本身是中国文明复兴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想说虽然今天我们谈的是“古典西学在中国”，但背后的整个大的问题首先是看中国文明在当今世界上，在全球化的世界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我最近几年经常讲的一个问 题是，现在中国文明的外在崛起和中国人的内在心态很不相符。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一种文化上的自信，即对中国文明目前达到的一个状况和对世界文明今后可能的影响并不清楚。

最近，我们香港大学请了一个小有名气的西方学者来做演讲，我说小有名气，因为西方人文科学现在没有大家，都是比较普通的学者，这个人叫Jems Airsh，他是研究中国转型的，他在港大 的演讲题目叫做：“西方衰落，东方兴起？”他的副标题是“五百年来的挑战”。我们中国人会记得晚清有一句所有士大夫都会说的话，叫做“三千年未有之变迁”，也就是说西方文明从外在上打败中国，而从内在上从思想文化上则完全是中国士大夫对自己文明失去信心，是中国三千年以来，有文明以来最大的变迁。在香港，一个普遍的感觉是西方文明挣扎于五百年没有之变 迁。五百年没有之变迁是说近五百年来西方文明一直对整个世界进行实际的殖民地的统治，而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在性影响，也就是说对人的思想、观念等各方面的影响。

最近以来，西方研究中国有比较明确的变化，即以往西方研究中国基本上都是一些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我曾经一再说，在西方，相当长的时间内研究中国的人不会是西方第一流的头脑，因 为他这个地位在整个学科里面是从属性的，他的问题意识是西方对宏观性总体的看法下然后影响到做局部的区域研究的部门。

最近以来，在西方研究中国的人之中，比较特别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并不是“中国问题专家”，而是西方本身的研究宏观问题、总体问题的越来越多。这个当然表明中国在整个世界的逐渐 崛起。

我在这里顺便介绍一本今年出版的书，一个英国人写的书，题目叫做What does China Think？（中国人在想什么、中国人怎么想）。这个人叫做Mark Leonard，一个非常年轻的英国新生代的 国际战略分析家，原先是英国前首相Bulair所建立的智库——欧洲研究中心的主任。这个人的第一本书比较有名，题目叫做：《为什么欧洲能领导二十一世纪？》主要内容是比较美国和欧洲 ，他认为在冷战结束以后，在二十一世纪，世界上有两个主要模式，一个是美国的模式，一个是欧洲的模式。他论证说欧洲的模式要比美国的模式对于今后的发展更具有吸引力，而美国的模 式会逐渐地衰落。他的论据相当多，比方说欧洲是主张多边主义，美国是主张单边主义；欧洲比较主张用外交和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全球化的一些争议和分端，而美国越来越倾向或者始终比较 强烈地倾向使用军事手段来解决这些争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