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尔·贝特兰：《大跃退》

文化革命的结束

第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当前形势和文化革命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直截了当地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已经宣布文化革命结束了。这一声明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它无异于承认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导致了对群众活动、首创精神和言论自由的极端限制，而文化大革命本来是要发扬这些东西的。

事实上，当我们回顾并分析1965-1966年以来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说，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在1967年最初几个月就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当上海公社这一政治形式被创造出来又被放弃了的时候)[1]。此后，它以“之”字形朝着同一方向继续发展。因此，宣布文化革命的结束，是一个延续了数年的历史过程、一个需要做持久分析的阶级斗争过程的终结。这一宣布的方式有两点值得引起注意。

第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声明发表的同时，并没有给文化大革命做一全面系统的总结。不能做到这一点意味着中国其产党的新领导没有能够从劳动人民的立场出发对由于文化革命而产生的积极变化和那些可能产生消极影响的变化和实践活动加以区别。这就为对文化革命的每一个成果进行事实上的挑战开了方便之门。事实就是如此，尽管口头上对文化革命表示肯定，甚至说以后还要进行这样的革命。如果不对过去进行明确的尽可能透彻的分析，那是很难正确地找到将来的方向的。

第二点，在宣布文化革命结束的同时，一年多来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以及官方讲话和报刊文章中所阐述的论点，实际上是对文化革命的否定，这是名副其实的跃退。当前形势的这两个方面显然并非出于偶然，它们是某种深刻倾向的产物，是阶级之间某种力量对比和组成这一力量对比并反作用于它的政治路线的结果。

我料想您是不会同意我上面的提法的，因此，我要发展我的论点。当然，这一论点只能是局部的。否则的话，就必须要做中国共产党没有做的工作，即系统地全面地总结文化革命，权衡其得失，回忆在运动开始时所宣布的目标，估计在哪些方面取得了进步，而在哪些方面有了退步，并分析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只有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组织才能完成这一任务。还需要为数不少的文件和资料，这些都是我所没有的——当然，即使我在中国呆上一段时间，我也不可能收集到这些东西，因为在那里，与许多问题有关的文件和资料，都被认为是需要“保密”的。

既然如此，我建议先揭露一些近几个月内所发生的倒退的事实，然后再考虑其发生的原因。然而在着手这项工作之前，有必要回忆一下当时宣布的文化革命的某些宗旨，特别是那些使从前的作法猝然改变的宗旨。它们在某一阶段在中国人民的生活中曾多少得到实现，但现在却面临着挑战。

群众的民主权利问题

当我们学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6年8月8日所通过的《十六条》时，我们可以看到它所宣布的根本目标之一，就是促进这样一条政治路线的发展，它能够让广大群众自由发表意见，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不采取压服的办法(《十六条》中的第六条)允许群众运用各种不同的组织形式以至在厂矿企业、城市乡村、国家机关和教育机关里建立权力机构。这一行动最终将采用“象巴黎公社那样的全面选举制”。当选的成员将不断地接受选举他们的人的批评。群众有权撤换或罢免他们(第九条)。当时并没有把这一做法看作仅仅是临时性的，而是强调了它的“伟大历史意义”。另一条基本原则也得到了恢复(因为它在前一阶段并没有得到遵守)，即“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第四条)根据这一原则，党只能通过毫不犹豫地促进群众运动来发挥自己的作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第三条)。

同时，这种批评应当是本着团结和“治病救人”的精神的。最后要达到的目的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第五条)

所宣布的目的之一是改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继续有很大影响的上层建筑，所以“改革教育，改革文艺等等”就成为当务之急了。(第一和第十条)

这里也提到了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关系，它强调说，应当给予前者优先的地位。

自从1966年以来，运动在发展，它经历了几起几落，这些都需要很好地进行分析，以便充分理解目前的形势。但是，正如我刚才已经说过的，在现阶段不可能进行详细的分析。这场运动也有它自己的思想方面和理论方面：它使毛泽东和其他一些正在遭到党的现领导诽谤的人在实践中认识到改变企业法律上的所有制和改变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这两者之间的不同，所以他们发表了一系列论述，指出资本主义企业是可能在“社会主义的招牌下”存在的，中国实行的工资制度和资本主义没有多大差别，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等等。

任何人只须读一读今天中国的报刊便不难看出，自从毛泽东逝世后，文化革命的意图以及伴随着这场革命的理论上的发展正在越来越公开地被放弃，而所谓的对那四个人的批判则是为此找借口[2]。

自从1976年底以来所出现的跃退

正像我所说过的，从文化革命所宣布的目标倒退并不是从1976年底开始的。它的开始要更早得多，是和阶级斗争的起伏有联系的。不过，以毛泽东逝世和那四个人下台为开端的这一阶段是以其倒退的程度和对1966年以来所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理论分析的公开放弃为标志的。这种放弃意味着否定中国革命对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贡献——换言之，否定马克思主义本身。

关于毛泽东逝世前所出现的低潮，我想回顾几个事实。我上文中已经提到关于放弃1967年后成立的上海公社这一政治形式而代之以革命委员会的事。而这些委员会本身也在逐渐衰亡。这种衰亡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群众有权撤换委员会成员的原则以及委员会成员的定期改造越来越不受尊重，革命委员会的权力逐渐被相应的党委会所侵占，那些同属两个委员会的人在职能上经常陷于混乱更趋于剥夺革命委员会民主地表现他们所应代表的群众的愿望和首创性的权利。

同样的衰亡过程也在影响着其他一些在文化革命初期出现的机构。就这样，我在《中国的文化革命和工业组织》一书中所提到的工人管理小组也销声匿迹了。当我1975年秋重返中国时，我只在一个工厂里听到些关于这些小组的消息(这还是我在参观所有的工厂时都坚持要了解这种小组是否还存在之后才得知的)。我所听到的介绍给我的印象是，这些小组已名存实亡，形同虚设，而在其他所有的地方则是彻底化为乌有了。

这种衰亡意味着在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方面的倒退，因为这是使劳动人民在更大的程度上共同成为他们自己的生活和劳动条件的主人的必要前提。这一倒退并不是“自行”发生的，它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资产阶级复辟势力影响的结果，它首先产生于国家机器内部和党内资产阶级势力，他们正在企图强化他们的权力和摆脱人民群众的权力，从而使他们能够处置形式上属于国家的生产资料。

然而在1976年，这种倒退仍可看作是一个短暂低潮的结果。因为那时，文化革命仍旧在议事日程上，而那时仍在进行的一系列分析阐明了(即使并不总是透彻的)在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中产生革命变革所需要的先决条件。今天，形势不同了，我们看到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在所有各条战线上进行反扑：在实际措施和具体决策的战线上，在意识形态立场的战线上。

生产单位的革命委员会和一长制的加强

这场反扑的对象就是基层生产单位革命委员会所残存下来的东西。它同时还企图加强一任制和党委员会的专权，以及各种不同形式的“三结合”小组，并且还要严格劳动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

反扑的最初公开表现之一就是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白如冰1977年1月31日发表的讲话(济南人民广播电台1977年2月1日播送)。在讲话所阐述的主题中(这一主题在以后的最高当局的无数次讲话中曾反复出现)，我们听到了关于加强经济领域中党委作用的必要性，而对革委会的任务却避而不谈。在这个讲话和其他许多讲话中，只字不提工人们自由发表批评意见的问题。相反，讲话人谴责了送到党委的批评意见，同时片面地强调服从。如果他宣称：“我们必须依靠工人阶级”，那并不是因为这个阶级的首创精神，而是因为“它能够最严格地遵守纪律和服从命令。”

正如我所说的，提出这些思想已是越来越经常化了。例如1977年4月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声称：“在社会主义企业中，党和其它组织的关系就是向导和信徒的关系。”同样的，这里已不再是群众首创精神的问题，或是向群众学习的问题了。党委会大权独揽，工人们只能唯命是从。任何事物只要是符合群众或不论那一种残存的群众组织的积极性，一律被谴责为是和“经济主义、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道路”相一致的。对领导进行任何监督就被认为是破坏纪律，同时着重批判那四个人鼓吹工厂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一思想，和他们所讲的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对立。(新华社1977年5月21日)

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种理论卷土重来：这是一种曾经被毛泽东正确地谴责过的理论，它认为同一是第一性的，对立是第二性的，这是一种代表斯大林时代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理论。

这一正在予以发展的意识形态企图使干部和技术人员凌驾于工人之上，使后者处于前者的权威和所制订的规章制度的束缚之中。

工厂“专制主义”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实际上是一场大规模的反扑。这场反扑旨在扫除一切反对工厂内压迫性规章制度(或被称之为“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言行。

现在声称这些规章制度(它们还是被公认为是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虽然只是顺便提到)“反映了现代化大规模生产的复杂过程的客观规律”。所以工人阶级就必须接受这些规章制度，因为它反映了“客观规律”。他们还从恩格斯那里找根据，援引他在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辩论中的一个提法。在这篇写于1873年，题为《论权威》的著作中，恩格斯写道：“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方征服了自然力，那末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3]

正如哈里·布雷夫曼所正确地指出的，当恩格斯谈到不受任何社会组织约束的专制主义和以超越历史的方式运用“权威”这一概念的时候，他让自己被辩论弄得忘乎所以，于是他忽视了马克思所写的关于“工厂专制主义”的由社会决定的特点的一切有关论断。[4]利用恩格斯这段话表明，中国当前正在执行的东西，恰恰就是以那些超越历史的“规律”的名义，强化工厂里的专制主义。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并不仅仅是出于“理论上的考虑”，而是企图说明加强对工人采取压迫性措施是正当的。从现在起，发展生产，增加产量，提高质量，已越来越不是主要依靠工人的积极性，发展工人组织和提高工人觉悟，而是靠强制执行严格的规章制度。例如，1977年8月1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绝对不应废除规章制度。相反，随着生产和技术的发展，必须严格规章制度，而工人们必须一丝不苟地遵守这些规章制度。”在对最后一句话加以说明时，发言人补充道，“这是自然规律(!)，生产在向前发展，我们必须建立更加严格和更加合理的规章制度。”这是多么能够调动人们积极性的前景啊!

对于那四个人的批判除了其它目的之外，只不过是鼓吹实行更加严格规章制度的一种托词。早在1976年姚文元就已经判批过这种日益严酷的规章制度的思想。他写道：“在这种严酷程度上我们究竟还要走多远?难道我们还要引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吗?他们连工人上厕所都要计算时间。”

从那时以来就开始毫无顾忌地赞扬“某些资产阶级的规章。制度”和“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管理方法的某些方面，”甚至这些东西“是从工人们的经验中得来的，所以它们是科学的”![5]

强化马克思称之为“工厂专制主义”的借口，一方面是据称由于那四个人的活动而造成的糟糕的中国经济形势，另一方面是“四个现代化”(即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需要。以后我将会回过头来讨论这些问题及其意义。现在我想着重强调的是：“劳动竞赛运动”正是打着有此“需要”的名义进行的——这是一个需要加以论述的运动。

竞赛运动

首先，我想说明一点：苏联三十年代的经验和中国文化革命前那一阶段的经验都表明;一旦竞赛不再出于真正的群众运动而成为上面组织的一种活动的时候，它就丝毫也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了，它变成了一种干部和技术人员为了加强劳动强度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向工人施加压力的手段。这一运动在更大程度上剥夺了工人们对自己的劳动条件的控制权，从而更加变本加厉地剥夺和剥削他们。在文化革命期间，并没有发起这一类运动，但这并没有阻止在某些车间、工厂和矿山里开展各种形式的竞赛。

显然是在1977年3月，中国开始了它的“劳动竞赛运动”。这发生在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之后，在那次会上曾提出：“铁路达到大治快上的经验对其它各部门也是行之有效的。”(新华社，1977年3月12日讯)3月10日的《人民日报》也发出了开展“竞赛运动”的号召。3月22日，这家报纸解释说，竞赛运动是为了实现“大治快上”，通过加强劳动纪律来尽快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量。

这些运动实际上是由上面集中组织的这一性质在1978年1月7日的新华社电讯中已经表明得一清二楚。它宣称：为了“迅速发展煤炭生产，煤炭工业部最近组织全国125个煤矿从1月1日起开展百日竞赛运动。”

这条电讯解释说，部里要求参加这一运动的煤矿“鼓足干劲，发动群众，建立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作为保证连续100天实现采煤数量、质量、消耗、生产成本和其它各项生产指标的措施”，并鼓励这些煤矿来突破同期的纪录。

这已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这个“竞赛运动”就是要使工人服从“指挥系统”，强迫他们不仅要完成(当局规定的)定额，而且还要去打破生产纪录。

这样的运动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毫无共同之处，倒是适应一整条“恢复对经济、生产和利润的领导作用”的政治路线。对于文化革命时期的各项原则来说，这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北京广播电台说道：“政治必须为经济服务。”(1977年11月27日)。在说明这个转变方面，再也没有比这个提法表达得更确切的了。

企业的利润、积累和管理权力的集中

1976年年底以来所发表的一系列文件和声明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像这样的提法究竟意味着什么。所有这些文件和声明都强调利润的作用。例如，1977年第八期《红旗》杂志首先强调的就是企业必须增加利润，为国家积累更多的资金的思想。它甚至说：“提出开工厂是为了利润还是为了革命这种问题是很奇怪的。”好像这不可能成为矛盾的实际根源!好像对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根本无须加以规定似的!

《红旗》发表的这篇文章又说：“一个社会主义企业以这种方式生产的利润越多(即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为社会主义创造的财富就越多”。这是假设对于积累起来的资金的使用自然而然是对社会主义有利的。但首先，它甚至连想都没想，在这场为增加利润而进行的斗争中(实际上再也不提工人的积极性、工人管理的作用和群众的革新创造)，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终将被否定。而一旦这种领导作用结束了，那个“生产更多的利润就等于为社会主义创造了更多的财富”的理论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而且变成了苏联修正主义者多年来重复的同一论调。

1977年8月27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态度暧昧地想“摆脱”这个问题。它采用的是一种糊里糊涂的手法——除此之外它还能怎么办呢?它说到了中国企业的社会主义“本质”和它们所生产的利润。例如，它写道：“努力为国家增加积累、增加盈利是社会主义企业的光荣职责。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企业的利润与资本主义利润有着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企业的利润，是工人群众自觉地为建设社会主义创造物质财富，提供消费基金和积累资金的表现。这同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是根本不同的。……改进企业管理，增加盈利，同修正主义的利润挂帅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

这种声明和苏联经济学家们在谈到“社会主义利润”和“社会主义工资”时所说的简直是同出一辙。但要确定某一经济范畴所表明的现实的社会本质，只靠给它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是不够的，这要看生产过程的社会条件。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无数文件涉及到这一问题(虽然并不总是很明确)，并指出企业为国家所有并不等于它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并不能离开生产关系、劳动分工和管理的形式而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但是今天，官方的思想体系正在力图否定的恰恰就是在文化革命中所强调的这一点。这种思想体系一味美化利润，目的就是为了号召工人“努力工作”，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和规章制度”——这也就是大大缩小工人进行政治干预的范围。1977年11月9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提到企业所受到的“政治上的损失”，社论指出：这种损失“应该减少到最低程度”。

这与那条剥夺工人们、革命委员会和工人管理小组(还有现在很少提到的各种“三结合”小组)在技术上的创造性和管理权，以便把这些权力集中到每个企业的“第一、二把手中”的路线完全吻合。很明显，这就是当前的路线。这一点可以从余秋里在大庆的讲话和1977年10月8日北京电台广播的报导中看出来。这些讲话和广播都不厌其烦地论述“企业的第一、二把手必须亲自抓积累和利润。”

不管用什么样的词句来言不由衷地提醒在企业管理中仍然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很清楚，利润现已成为当务之急。

这一点还有以下几层含义：一方面，强调利润是为了加强各级领导的权威，严格规章制度和不使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另一方面，坚持企业要盈利，伴随着思想体系的转变。今天，实际上再也没人提到“企业利润”(指财政利润和人为地维持资本价值的地区表现形式)和“社会利润”的区别了，而其重要性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是曾被强调过的。从这以后，(财政上)不盈利的企业不再被选为“大庆式企业”了，也就是不再被树为样板了[6]。

盈利的作用很明显地也同将在工业“现代化”名义下愈来愈盛行的那种工业化类型相联系(我在下面还要再谈这个问题)。总之，历史经验和理论都告诫我们，以这种方式强调企业盈利只能加剧地区之间的不平衡，阻碍地方工业和中小型工业的发展，而地方工业和中小工业的发展方式正是中国(特别是1958年以后)工业化方式的特点，并且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当然我并不赞同那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在这一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路线主要是由“某些错误”造成的——更确切些说，即使姑且使用“错误”一词，也必须看到那是由某种阶级观点、巩固资本主义关系和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形式的倾向、生产组织和生产管理方式所造成的——因此，也就是把干部，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的作用放在首位这一倾向所造成的。

在工资领域反对“平均主义”的斗争

我们看到，在工资领域里的现行说法和作法，是由于同一条阶级路线在起着作用。这条现行路线的主要方面是反对所谓平均主义、赞成工资差别的斗争。

例如，1977年11月《光明日报》在一篇文章中甚至提出“平均主义仍然是中国最大的问题”——这确实就是这篇文章的标题。这一论断与毛泽东在1975年2月说的话背道而驰。毛主席说：“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

目前强调反对“平均主义”的一个理由是因为这是再一次利用“物质刺激”的问题——尽管眼下这样做还是比较小心谨慎的，因为中国工人阶级懂得那条路线意味着什么。实际上，在某种情况下，物质刺激采取回到计件工资的形式(在文化革命中，计件工资由计时工资所代替)。而在其他少数情况下，则是以或多或少的奖金形式出现。所有这一切都是打着加快生产力的增长、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旗号进行的——也就是说，是在具有经济主义和唯生产力论性质的论点的名义下进行的。

与此有关的另一篇署名赵履宽的文章大为重要(新华社1977年11月22日讯)。这篇文章以“按劳分配”这一原则为出发点，力图(但仍然非常谨慎)为计件工资(当然赵没有提到马克思认为“计件工资是最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资形式”[7])和“利用必要的物质报酬作为辅助形式”进行辩护。

这篇文章和其它77年以后发表的类似文章变本加厉地把个人利益当作生产斗争的推动力。这一利益现在已代替了文化革命中曾放在首位的、为满足人民需要和建设社会主义而工作的觉悟的作用。

这一代替是符合党内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它只能通过加剧工人之间的不平等来分裂工人阶级。在实行计时工资和放弃物质刺激多年之后，又倒退到计件工资和物质刺激，这意味着大退步。这一退步有利于企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它将会加强在经济、行政机构和党内都占据领导岗位的国家资产阶级。不管它的支持者利用什么借口，这就是新路线的阶级内容。

农业政策的新方向

自从1976年年底以来，农业问题上的新方向日趋明朗。基本说来，它削弱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并使他们日益服从于一个劳动人民不能对其进行真正监督的、高度集中的领导。这一领导完全凭空决定人民公社应遵循的工作规范，并推广主要是由远离直接生产者的机关搞出来的技术革新。

这一新方向的阶级内容很清楚，它一方面有利于这样一种生产过程的发展，这种生产过程最大限度地将农民群众置于中央或地方干部，也就是新型资产阶级，的统治之下。另一方面，(但这两方面是互相联系的)它将创造可以最大限度地榨取农民剩余劳动的条件。这样，农民就可以提供最大限度的资金去实现为巩固国家资产阶级权力所必不可少的“四个现代化”。

虽然农业政策新方向的阶级内容已经很清楚，但它仍然利用了过去对其重要性估计不足的某些确实存在的问题作为借口。首先是生产问题。在10年卓有成效的进展之后，农业生产似乎达到了一个临界点，有必要超越这个临界点才能解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吃饭问题。[8]这些也是巩固现有生产关系的问题，是改变劳动和生产过程的问题，其中也包括技术变革[9]。同样，这些也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我在这里是不可能探讨所有这些问题的，更不可能声称这些问题可以简单地得到解决，这里只能审查今天所提出的某些“解决办法”或考虑它们的含义和阶级意义。

自从1976年底以来，常提到集体经济组织瓦解趋势的两种形式。但很清楚，这同一情况是早已存在的，特别在中国南方的一些大字报中已有提及。其中一种形式见自留地面积的扩大和在自留地里所投入劳动量的增加。早在1976年12月13日南京电台就提到了这种问题的存在。

集体劳动瓦解的另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对集体农业生产威胁很大因此常被提到)是农业劳动力越来越多地参加农业以外的劳动和无力控制的劳动力外流。这些情况在1977年9月2日新华社散发的一份题为《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报告中已经受到谴责。这一文件提到某些集体或国营生产单位向公社或生产大队招工，还提到一些公社和生产大队的社员从事农业生产以外的其他活动，以至这些公社和生产大队非生产人员过多。

这篇报告广播以后，各省的电台提到，党委正在组成调查组，其任务之一就是要保证那些脱离社队的临时工和合同工返回农村。

毫无疑问，中国面临着威胁农业生产的连续性、尤其是威胁农业生产增长的严重情况。据我所知，没有进行任何基本分析来说明这些情况或从中引出结论。另一方面，我们知道从1976年年底以来已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对此我想多说几句，因为——正如我前面所说的——虽然这些措施是(或是看起来像是)在某种程度上互相矛盾的，但它们对我说来是具有明显的阶级内容的。

最先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缩减超过规定百分比的自留地。这些措施旨在巩固人民公社的经济——它对集体生产的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但这些措施既可用于革命的方向，也可用于修正主义的方向。在目前条件下，修正主义者也要靠充足的集体农业生产来维持他们的“现代化”计划。

1979年12月20日北京电台所提到的其它措施，旨在限制某些集体的“额外生产劳动。”这似乎包含着对地方工业的威胁，而这种地方工业自从大跃进和文化革命以来曾得到大规模的发展。重要的是，要继续发展地方工业，特别是为了缩小城乡矛盾、保证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满足群众的直接需要，有必要继续发展地方工业。

肯定地说，对于集体的额外生产活动的限制似乎是由“劳动力来源问题”所引起的。但这一限制基本上同一条修正主义原理相符合——同集中的工业领导者要控制所有工业生产的愿望相符合。因此不可能设想，它唯一的，甚至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向农业生产提供更多的劳动力。

由于家庭或个人副业生产受到鼓励，农村集市又成为体面的事情;因此，要说限制农业以外的活计是为了给农业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就愈加不可能了。我很难估计，这是对农民的一种“让步”(以便使他们能够增加收入)呢?还是为了取得某些在现阶段不可能以其它方式获得的额外农副产品呢?无论如何，这是一条赞助家庭和个人副业生产的路线，这一点已很清楚了。这一路线在1977年秋季举行的一次全国性会议上得到了肯定。会议指出，应给予家庭和个人副业生产活动以更大的余地，并且说这些活动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补克”。会议还指出，不应批判这种活动，把它说成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这种批判本身所反映的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新华社1977年10月13日)。

我认为尤其重要的是，当前的政治路线力求解决由于“劳力不足”影响中国农业这一问题的方式。这一路线主要表现为自上而下地对农民采取强制性措施，这些措施是在“合理使用农村劳力”这一口号下实施的。例如，1976年11月23日(海南岛上的)海口电台指出，有必要“学会组织劳力”，要求生产队服从“生产大队和公社的统一领导”。它还指出，要把劳动力用在能够最有效地增加生产和取得最好效果的地方。

我并不怀疑，所要达到的“经济目标”是可取的。但我对所鼓吹的方法是否是“社会主义的”或是否“卓有成效”，却深感怀疑。实际上，所提出来的这种方法是使统一的领导把农民作为一支劳动大军，把它安排在他们认为最利于使用的地方。这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资本主义的组织劳力的方式。是一种农业本身不得不进行反抗的组织方式。苏联集体农庄按照这种方式组织劳力已经很久了，其效果如何是众所周知的。

我们也知道，把增加农业生产的斗争当“战斗”，由“总参谋部”或多或少地集中指挥所遭到的挫折。然而最近的一些声明表明，这种“准军事”措施得到中国共产党现领导人的赞同。采取这种措施，说明他们对农民缺乏信任。

对于把他们变成“统一指挥”下“进行调遣的劳动力而采取的措施，农民必然地、正确地做出了反应，而这种反应只能进一步证实那种不信任。好像中国农民自己不懂怎样进行生产，不懂怎样进行组织来增加生产似的。

这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手段组织农民劳动的倾向导致了不可避免的后果。新领导准备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应付这些后果，这些措施已于1977年9月2日由新华社加以宣布。就目前来说，这些措施包括加强劳动纪律，规定一系列劳动定额并根据定额规定报酬级别。这个报道明确地宣称有必要加强劳动纪律，登记出勤，加强岗位责任制，改进劳动组织，实行“简单的”(按劳)付酬方法，组织竞赛，和对个人和生产单位进行定期的工年鉴定。

1977年夏，一些地区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1977年6月16日，兰州电台报导了甘肃省合水地委的例子。他们建立了“一套很好的出勤登记方法”并采用了劳动定额制度与检查制度相结合的方法。这与文化革命以来执行的路线完全背道而驰。在文化革命中，规定定额是极个别现象，而通行的则是自我鉴定的制度。

苏联的经验充分证明了这种规定劳动定额和检查农民劳动的制度只能带来平庸的、甚至是可笑的结果。

“加速的”农业机械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决定加速农业机械化的方式清楚地表明，他们远不认为自己所鼓吹的劳动组织方式(由于对农民缺乏信心，它只好求助于这一方法)能够解决农业生产问题。实在说来，做出农业要走机械化道路这一正确和必要的决定是一回事，而象中国共产党现在宣布1980年以前“基本”实现机械化那样的急躁冒进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这种急躁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失望。然而毫无疑问，它是受社会矛盾支配的，事实上，“技术上的需要”决定了必须循序渐进[10]。

这种急躁以及造成这种情况的社会矛盾，加上将农民置于统一领导之下的努力，看来会导致放弃这个被接受的正确路线，即以生产大队和公社为基础，各单位主要依靠自力更生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路线。

无数文献已说得很明白，农业机械设备要集中在同几个生产队和公社打交道的工厂里。(这使我们想起苏联在类似条件下因为同样的原因匆匆忙忙建立起来的机器拖拉机站，其效果之令人失望已是有目共睹。)这些中心工厂由地方党委控制。很清楚，发展方向(按现行方针是合乎逻辑的)是要由省一级来领导“伟大的农业战斗”。省一级掌握着机械中心，并且是通过地区和市来采取行动的。一切都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因而号召各级党委组成“农业机械化领导小组”。

鼓吹这样的集中化必将剥夺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在制造适合自己使用的小型农机设备方面所曾起过的作用。这种集中化和在进行农业机械化这样一个严肃而困难的工作时所采取的急躁做法正在造成许多困难。谈论得最多的是在苏联为人们所熟知的、为农业部门提供备用零件的问题。

在这方面，先让我们谈一谈《人民日报》1978年1月6日发表的三封读者来信(由新华社同天播发)。其中一封是谢墩公社(安徽省寿县地区)一位干部写给洛阳东方红拖拉机厂的。这封信批评这家工厂没有正确地解决备用零件问题。这个公社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它所需要的零件。(这是1976年冬天的事)在他们给拖拉机厂一连写了几封信都富无音讯的情况下，公社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前去。但代表们却吃了闭门羹。最后还是通过《人民日报》将信转给这家工厂，它才“重新考虑它的态度”，并对于“主要是由于‘四人帮’[11]对农业机械化事业的疯狂破坏”而造成的这一缺点进行“自我批评”。这家工厂的管理机构表示决心要“整顿劳动秩序”。

谢墩公社在给《人民日报》的信中接着说，经过“自我批评”，这家工厂派了几名技术员到这个公社给他们检查了拖拉机，并把公社的两名拖拉机手带回工厂去购买他们需要的备用零件。[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