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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读《动物农庄》——什么叫极权主义?

三思    管理员  20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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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专制主义也要反。西方革命,有个深入人心的概念,革命是为了自由。革命,求自由而得专制,是很多人害怕革命、远离革命的原因。虽然在欧洲革命的谱系中,这种革命没有位置,流血太多,代价太大,但统而观之,通而观之,仍然很伟大。

我们都是靠抢劫亚洲苦力才得以生存的,我们中间那些"开明的"人都认为这些苦力应该得到解放,但是我们的生活水准,因之也是我们的"开明",却要求这种抢劫继续下去。(奥威尔:《鲁德亚德·吉卜林》)

冷战时期,曾让太多人感到绝望,特别是夹处于美、苏之间的欧洲人。比如英国的"愤青"(愤怒的青年)愤什么?就是二次大战的"英雄"还霸占着这个世界(奥斯本:《愤怒的回顾》)

现在,老一代的"英雄"差不多都已离去。他们留下的遗产是什么?一是战争,二是革命。它们的变奏,构成了《动物农场》的主题。

一、必也正名乎?

奥威尔的书,《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共同主题是批判极权主义。什么叫极权主义?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在西方的政治词汇中,有两组词,黑白分明,最能体现西方的价值观:

(一)好词

一)freedom(自由),和下面的词是同义词。只不过,liberty是借自法语,freedom才是英语本身的说法。

二)liberty(自由),有"解放"之义,我们常说的"解放",其实就是"自由"。美国的"自由女神"是"解放女神"。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其中的"自由"(liberté)就是相当这个词。一般说,摆脱奴役才有自由,自由是解放的结果,但英美革命的继承人却喜欢说,解放是自由的结果——守法即自由,没有规矩的自由是不自由。

三)equality(平等),主要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其中的"平等"(egalité)就是相当这个词。《礼记·礼运》的"大同"、《墨子·尚同》的"同",庶几近之。

四)fraternity(博爱),意思是手足之情、兄弟之情。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其中的"博爱"(fraternité)就是相当这个词。孔子弟子子夏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庶几近之。

五)democracy(民主),是希腊老词,本义是人民统治。欧洲政体,古典时代是分为三类六种:君主制(monarchy)和僭主制(tyranny)是一人统治,贵族制(aristocracy)和寡头制(oligarchy)是少数统治,共和制(republic)和民主制(democracy)是多数统治。亚里士多德说,这三组词,都是前边好,后边坏:君主制最好,贵族制其次、共和制又其次;民主制是暴民政治,寡头制和僭主制是暴君政治,都不好。可是现代政体,流行的却是民主制。即使君主立宪,也是虚君共和,有没有君主无所谓,关键是不能没有议会。

(二)坏词

一) autocracy(独裁),是从autocrat来的。autocrat是独裁者(auto是自己,crat是统治)。我国帝王,称孤道寡,唯我独尊,西周时期,叫"余一人",最像这个词。这种一人说了算的统治者,在我国,那是司空见惯,并不都叫暴君。中国的暴君,那得"独"到一意孤行、谁劝都不听、随便杀人、近乎虐待狂的分儿上。如武王伐纣,把纣叫"独夫",就是这种暴君。

二)dictatorship(独裁),来源于dictator。dictator,本来是罗马共和国的民选执政官,通常有两名,罗马帝国的皇帝就是从大权独揽的执政官发展而来,后来引申为"独裁者"。卓别林的《大独裁者》(TheGreat Dictator),就是用这个词指希特勒。过去,我们常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独裁"。马、恩和列宁认为,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为了镇压敌对势力的反抗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如此。专政是过渡手段,下一段才是社会主义。

三)despotism(专制主义),despot是暴君。暴君哪儿都有,没什么新鲜。比如希腊的僭主,还有某些罗马皇帝(卡利古拉和尼禄),就是西人常说的暴君。他们的传统是小国传统,对暴君很敏感。我国,秦以后的皇帝,以武力取天下,没有贵族出身,有点像僭主。春秋的赵简子和陈成子,汉魏的王莽和曹操,权力很大,也像僭主,但我们不叫暴君,只叫"乱臣贼子"或"乱世奸雄"。

四)absolutism(绝对主义,或绝对君主制),学者多把这个词翻成"专制主义",如中文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就这么翻。我国常说的"专制主义",是个没有历史概念的混沌。其实,absolutism这个词,和despotism还不完全一样,它是专指资本主义前夜,高度集权的君主制。这种君主制,是和等级君主制相对,是和权力分散的封建制相对。它在欧洲,兴起和衰亡,时间不一样,主要在十六至十九世纪这一段(俄国拖到一九一七年)。如法国的路易十四、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俄国的彼得大帝,都属于这类君主。欧洲各国,绝对主义越发达,革命越激烈,法国和俄国就是如此。

absolute的意思是绝对的。法王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就是这种绝对主义。最近,刘北成、龚晓庄翻译了佩里·安德森的《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一年版),就是介绍这类国家。

五)totalitarianism(极权主义),是二十世纪才创造的新词。极权概念的发明者是意大利哲学家秦梯利(GiovanniGentile,或译金梯利,一九四四年被意大利共产党杀掉)。上世纪二十年代,极权的概念经墨索里尼宣传,广为人知。这个词是法西斯主义的代名词。

total的意思是全面的或总体的。它强调的是党国至上、集体主义、绝对服从和军事化。totalitarian是全面控制社会的大独裁者。它的特点是全面控制:全面控制社会,全面控制个人,比传统的专制主义和绝对主义更加专制,董乐山主张译为"全面权力主义"。汉娜·阿伦特有《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九五一),三联书店已经出了译本。

二、层层剥笋

上面的好词,全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欧洲革命的遗产;坏词,除极权主义晚出,全是前资本主义概念。它们彼此相反,有如尧、舜与桀、纣。

什么是民主?民主是小国传统。世界各大文明,早期都有这一段。

西方人讲民主,老爱搬希腊城邦。其实,希腊的民主自由是建立在侵略和奴役之上。

希腊依山傍海,利于海外贸易,利于海外扩张,玉帛女子,可从外边抢,像骑马民族一样。他们的城邦全是小国,去古未远,古风犹存,还保留民主制。但即使希腊,也有六种政体,不光民主制。古希腊,一堆小国,松散联合,居然打败比他们强大的波斯帝国,很让欧洲人自豪。亚历山大征波斯,横跨欧亚,建立庞大帝国,犹"小邦周克大邑商",是希腊的顶峰,西人特爱吹,叫"希腊化时期"。但他一死,土崩瓦解。

同样,罗马早期也有民主制。他们摆脱共和,走向帝国,也是顺理成章。罗马帝国,后来居上,更庞大,更发达,但即使走向帝国,也还保留城市自治,国家依然很松散,难以控制各地的反叛和阻挡北方蛮族的入侵。

中世纪南下的蛮族,类似我国的匈奴、鲜卑,本来也很民主。他们的入侵,也是"小邦周克大邑商"。庞大的罗马帝国,让他们一冲,也土崩瓦解。他们的占领,不像我们的西周封建,是归同一个王来领导,更像五胡十六国。今天的欧洲,小国林立,书不同文,车不同轨,就是承受这份遗产。

欧洲,大地域国家不发达,小国寡民的记忆特别深。即便现代大国,也多半是靠海外殖民复制的联合体,很像城邦自治的古典时代。文艺复兴,他们是"爸爸不亲爷爷亲",宁肯认同希腊、罗马,好像特民主。但他们也热衷过专制,不止一次。

欧洲走出中世纪,一度提倡专制:抬君权,压教权,抬专制,压封建。十八世纪,他们还羡慕过我们的专制。

当然,这种专制,早已不是什么传统意义上的专制,而是上面说的绝对主义。好听的说法是"开明专制"。绝对君主制取代等级君主制,权力太大,威胁市民社会,引起反弹,才有后来的革命,申民权,抑君权,再掉过头来反专制。

他们是反封建在前,反专制在后,专制是封建的对立面。

欧洲的君主制,上有教权(宗教大一统),下有封建(国家多元化),王是小王,帝非常制。他们的帝,源出罗马,拉丁系的国家叫皇帝(imperator,原义是得胜的将军),日耳曼和斯拉夫系的国家叫恺撒(caesar)。查理曼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和沙俄帝国,是欧洲的三大帝国,帝号多出罗马,一般要由教皇封。法西斯主义源出意大利和德国,这不是偶然。意大利的前身是古罗马,德国的前身是神圣罗马帝国。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一种插着战斧的笞棒)是复罗马之古,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也是继承神圣罗马帝国。他们都是托梦于罗马。罗马是帝制的象征。

西方民主,是专制的对立面。但现代民主,中间隔着中世纪,并不来自希腊。它是欧洲革命的产物(西方有一种说法,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如果是这样,民主只有六十多岁了)。民主革命的理想是破旧立新,革命的结果是折中新旧。

革命,是个意向纷纭的怪物,民主也是如此。革命,既有王冠落地,也有王权复辟。民主,也是既有英国立宪传统和洛克的影响,也有法国启蒙运动和卢梭的影响。民权挑战君权和教权,结果往往是三权妥协。革命后的欧洲,不但教皇还在,九个国家还保留了王室。

极权主义不是欧洲历史上的专制主义,而是个非常现代的概念。

法西斯主义是一次大战和经济大萧条的产物。当时的欧洲,很不景气,到处弥漫着对民主和进步的绝望,权力意志的鼓吹甚嚣尘上。大家希望,强者出面,收拾乱局,哪怕权力大一点。极权主义是二十世纪的概念,不但和罗马无关,跟中世纪也没什么关系。

极权主义是意大利法西斯的发明,纯属右翼概念,所有左翼都反对。但右翼骂左翼,也用这个词。社会主义好一点,至少可以和民主挂在一起,欧洲左翼政党,很多都是讲社会民主的党,甚至还是执政党。共产主义就不行。他们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和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一样,也是党国至上,暴君加暴民,这样的社会主义是极权主义。

极权主义是典型的西方话语。帝国主义瓜分世界,大局已定,所有国家,站队画线,壁垒分明,维持的叫民主国家,反对的叫极权国家(现在指共产主义)或民族主义国家(现在多以恐怖主义称之)。绝大多数国家,欧美和日本以外的国家,都属于后两类。这种划分很霸道。

可惜的是,奥威尔无法区别于上述话语。对左翼来说,这是难逃的困境。

奥威尔说,他天生憎恨权威,但权威反不掉(参看恩格斯:《论权威》)。暴君对他,是个挥之不去的噩梦。他的噩梦分两种,一种是法西斯主义,一种是斯大林主义。他把两种都叫极权主义。我们只有理解当时的气氛,才能理解他的恐惧。当时的世界太野蛮——反对野蛮的,同样很野蛮。

社会主义苏联和法西斯德国,一左一右,都挑战过世界格局。它们都是帝国主义战争的产物:一次大战,德国战败,备尝屈辱;俄国革命,强敌环伺,也被围困。它们有同样的创伤,同样的困境。贫困和战争,扭曲了这两个国家,二者颇具对称性。可是,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正在格局本身。

凡尔赛和约,埋下二次大战的种子;雅尔塔协议,也是冷战的根源。在这种格局下,苏联的一切都是围绕安全转,对内对外,造成种种问题,很多战略考虑,都被帝国主义化。这是革命的不幸。但只有站在格局的立场你才会说,它和法西斯德国是一家。

我们不要忘记,法西斯德国是最最反共的国家。他们和英、美的矛盾是由"瓜分"而引起,在"反共大业,同仇敌忾"上,他们和英、美是一家。

苏联的卫国战争,写进《动物农场》,叫"风车战役"。我们都还记得,皮尔京顿和弗里德利克是真正的一伙。当弗里德利克悍然攻打动物农场时,皮尔京顿说"活该",他希望的是,弗里德利克替他消灭动物农场。

奥威尔绝不会同意,弗里德利克和动物农场是同一拨儿。这就像西班牙内战,他虽痛诋左翼,恨其自相残杀,但绝不会分不清左右翼。

他说,"这法西斯主义总得有人制止它"。为了抵抗德国,苏联人民付出了最大牺牲(不光死人,还有制度上的牺牲)。

我们不能把苏联红军和德国法西斯混为一谈,就像我们不能把八路军和日本鬼子混为一谈。

三、说"东方专制主义"

西方和东方的对立可以追溯到欧洲的古典时代。笼统的"东方"是由笼统的"西方"制造。"普世价值"是基督教话语。

早在古典时代,欧洲人就有一种说法,希腊人和罗马人是"文明人",他们的北边,他们的东边,都是"野蛮人"。中世纪,北欧和南欧成为同一个基督教世界,但异教的东方还是属于"野蛮人"的世界。

古典作家说,西方特民主,东方特专制;欧洲人酷爱自由,亚洲人奴性十足。他们说的西方是希腊城邦,东方是波斯帝国。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偏见。

最近,美国拍了"样板戏",《亚历山大》、《三百壮士》,就是再现这种偏见。亚述、巴比伦(现在的伊拉克)是最伟大的文明。波斯(现在的伊朗)继承了这两个文明,包括他们的地盘。它是一个文明程度很高、行政效率很高的大地域国家,所有考古发现和文献史料都证明,希腊比不了。古典作家嘲笑波斯,正如由余入秦嘲笑秦,自豪的不过是戎狄的蛮风。

换位思考,亚历山大征波斯,其实也是蛮族入侵。欧洲历史,从西到东,从北到南,总是落后征服先进,后来的罗马,后来的日耳曼,都是如此。

古代东方有很多大国,没错。这些大国很专制,也没错。但很长时间里,欧洲历史学家对这些文明古国,少所见,多所怪,以为只有他们的小国寡民才叫文明,以为只有他们的松散联合才叫文明,这是颠倒黑白。

近代欧洲,他们的地理知识有长进,但文化偏见没有变。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学家沿袭了古典时代的偏见。他们把西方炮舰所及的整个东方,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到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从古老的波斯到古老的中国,全都装进同一概念。这一概念就是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个十足的历史混沌,它是一堆既模糊又混乱的印象:土地国有制和村社组织,大河灌溉和水利社会,绝对专制和普遍奴隶制,没有法律,没有贵族,还有早熟、停滞等等。

黑格尔使用了这类概念。他把整个东方,叫做"暴政的舞台"。

受黑格尔影响,马克思也使用了这一概念,虽然他更关心的并不是"暴政"。

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正式提出是在《经济学手稿》(一八五七——一八五八)中。但这一概念,在他第一次讲唯物史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八四五——一八四六)中就已存在。对比二书,我们不难发现,他当年使用的"部落所有制"一词,就是相当这一概念。他把"部落所有制"(相当亚细亚)排在"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相当希腊、罗马)、"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相当日耳曼)之前。在他眼里,这种形态更古老。所以,他还保留了黑格尔爱用的"儿童"一词——和欧洲相比,我们只是早产的小儿!

今天,我们都已知道,"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个陈旧过时的概念,既不能概括东方各国的共性,也不能反映东方各国的差异,很多"特点"似是而非,很多"特点"不能成立。这一概念,经过近百年的研究,"日凿一窍混沌死",已经寿终正寝。

专制主义只是东方的特点吗?并不是。东方,很多国家,早就是大地域国家。这不能叫野蛮,只能叫文明。更何况,西方大国有专制,东方小国有民主,双方都是既有民主,也有专制。西方民主、东方专制的历史虚构是不能成立的。

我国近代反专制,说我们反对的是"封建专制主义",这是误用西方的概念。

我的朋友,刘北成先生,他是治欧洲思想史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就提出,人家欧洲,"专制"的反面是"封建",这两个词怎么可以搁一块儿?最近,他再申此论(见他为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写的中译者序言),讲得更清楚,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它要反的是"绝对主义"而不是"专制主义",更不是"封建主义"。过去,我们把absolutism译为"专制主义"已经不太合适,理解成"封建专制主义"就更加荒唐。

研究中国历史,同期比较很危险。我们要知道,中国和欧洲,从起点上就很不同,它们在时间上有很大错位。

第一,中国从很早就是大地域国家,君主制很发达。早期民主制,很难查考,没有,不必找。要找,只能到蛮荒之地。蛮夷列传诸蕃志,汉族以外的地区倒是有。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好像很重视民,但这是"事后诸葛亮",越是大讲"民贵君轻",越是说明民太轻。现代民主制,不管资本主义代议制,还是社会主义代议制,都是外来。两千多年来,在我们的历史记忆里,中国只有君主制,没有民主制。

第二,中国从很早就是中央集权的大帝国。这种大一统,两千多年不变,每个王朝都是二三百年的连续体,和欧洲对比很强烈。西周时期,我们也有封建,但不同于欧洲封建。朝代和朝代之间,有异族征服,异族多被汉族同化,接受的是汉族制度,也不一样。中国有专制可反,无封建可反。

第三,我国的帝制,从一开始,皇帝就有绝对权力。他把不同宗教、不同语言的众多民族(ethnicgroups)纳入同一个版图,类似现代的民族国家(nation)。政教分离,宗教被国家控制,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也类似宗教改革后的欧洲国家。这样的国家,有君权可反,无教权可反。

中国的大一统国家,亚历山大的帝国和罗马帝国没法比,中古时期的帝国也没法比。它更像欧洲历史上的绝对君主制。欧洲绝对主义,高峰是十八世纪。难怪当时,欧洲各国,群拜康、乾为榜样。这段蜜月期,很让国人自豪,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随着他们崛起,我们衰落,反被他们骂,就连老学生日本都骂(日本的现代化是个例外,它是从封建制直接进入现代国家,欧美特喜欢)。

近代中国是在骂声中长大。别人骂,我们自己也骂。

我还记得,"文革"后,中国的志士仁人痛感中国落后,对"封建专制主义"曾力加挞伐。他们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极权主义等同于绝对主义,把绝对主义等同于历史上的暴君,老是分不清古代和现在,放着眼前说天边。当时的大家,真是骂昏了头,明明是眼跟前儿的事,什么都赖秦始皇。现在倒好,自从有了盛世感,康、乾又成香饽饽,大家特别健忘。

长期以来,"专制一锅粥","民主一锅粥",占据了所有人的头脑。特别是,他们对西方的民主神话深信不疑,还以为专制主义是中国特有的传统。

这个酒劲儿应该醒醒了。

四、我为革命说几句话

我们这一代是生活在冷战时期。冷战时期,就是奥威尔讲的"和解"。这种"和解",其实是和而不解,就像电影中的场面:两人同时拔出枪,冷枪顶着热脑门,谁也不肯放下。

冷战的结局是什么?是同时开枪,同归于尽?还是同时扔掉枪,实现全面和解?是一方扔掉枪,被对方打死或束手就擒?还是拿枪的逼扔枪的重新捡起,继续玩前面的游戏?

目前我们看到的,不是前两种,而是后两种。

这个时期,现在叫"后冷战时期"。冷战时期是和而不解,后冷战时期是解而不和。后冷战是冷战的延续,我们只是看见个头。

革命正在被遗忘,就像拳击手死后的动物农场,变成荒诞的故事。今天重读奥威尔,我想为革命说几句话。

(一)革命是逼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

阿伦特说,战争是老词,革命是新概念(《论革命》)。"革命"曾经是个神圣的字眼儿,不仅是二十世纪,也是十七至十九世纪。

回首二十世纪,前后两半,对比很强烈:上一半,世界只发生过两件大事,两次大战逼出两次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左翼风靡世界;下一半,是冷战改变世界,世界告别革命,右翼卷土重来。

有人说,革命不合法。我很奇怪,革命还有什么合法?

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有之,请自嗣同始"。

(二)战争与革命有不解之缘。

阿伦特说,"迄今为止,战争与革命决定了二十世纪的面貌"(《论革命》)。革命与战争有不解之缘,她说对了。尽管,她关注的是两者都使用暴力,暴力给人类造成太多灾难,让她感受不自由,莫大痛苦(她是德籍犹太人,避祸逃美,思考原点是反犹主义)。

战争是资本主义的DNA。西方的军事传统,不但有五百年的一贯逻辑,还保留了古典时代的野蛮(穷兵黩武,奴隶比例最高)。这是他们的祖坟。

革命是战争的解毒剂——虽然革命也有毒,它们都沾血带污。

抗日战争,国际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在中国斗法,缠绕纠结,纷纷纭纭,绝非书生所能解,但抗日战争成就了中国革命,这点毫无问题。

(三)要骂革命,先骂战争。

近五百年的西方战争史,绝对是一部罪恶史。原罪可以原到最初的殖民战争,基本方式不变,基本逻辑不变,特点就是霸道(参看拙作:《读〈剑桥战争史〉》)。

战后的美国,打仗成瘾,不打仗不能活(民主、共和两党都打,所有总统都打,除了越战结束后的卡特)。一九九○年到现在,这十八年里,美国一口气打过四场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不到最后一步,大家想不起越南战争(当年,无论左右,谁都反)。

人类的两次世界大战,很多"文明人"都投票支持过本国的帝国主义战争,就像希腊公民,以为战争是民主的延伸(战争与民主有不解之缘),正像奥威尔说的,"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西方人的傲慢和自私,几乎毁掉了这个世界。

这四次战争,没有一个干净。反战是唯一的正义。

(四)中国革命,前仆后继,反专制是一面大旗。

中国历史,专制主义很发达,梦被西方打破,乃有革命。辛亥革命,推翻清朝,走向共和,是反专制;北伐战争,打倒军阀,统一南北,是反专制;抗战胜利,共产党用武力赶走国民党,是反专制;现在提倡民主化,也是反专制。一切都顺理成章。虽然,反和被反,经常具有对称性,我们的反专制,老是用一种专制反对另一种专制,仿佛交叉感染。这是由残酷的环境所决定。

(五)专制是革命的对立面,但革命也会造成专制。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要特别声明,人民有推翻暴君的权利。欧洲革命后,这样的问题依然存在。因为当时,还有很多复辟活动发生,保守势力也有长期的延续。专制主义,即使在革命成功后,也有很多变种,包括革命的专制主义。

辛亥革命后,中国南北对抗,北方是前清帝制的复辟势力和武夫当国的北洋政府,代表保守势力;南方是国共两党,代表革命势力。由于新旧势力找不到妥协的办法,所有政治势力,全都诉诸武力和强权,被人称为"武化革命"(许倬云)。谁都无法否认,正是因为反专制,不能没有集权,特别是过渡时期。孙中山看得很清楚,中国革命,不能一步到位。在他看来,起码要分三阶段(军政、训政和宪政),头一段就是专制。马克思讲三阶段,头一段也是专制。

革命也会造成专制,有什么奇怪?法国革命革出一个拿破仑,中国革命也革出一个袁世凯,道理一样。陈伯达写过《窃国大盗袁世凯》。袁世凯是历史上的王莽吗?不是。他和蒋介石一样吗?也不一样。当时,很多政客都想推他出来当皇帝。

拿破仑是个复杂人物,他是个"革命皇帝"——革命革出个皇帝,太讽刺。拿破仑的专制,一般叫"波拿巴主义",这就是革命的专制主义。当时,"极权主义"的概念还不存在。

革命的专制主义也要反。

(六)革命是为了什么?

西方革命,有个深入人心的概念,革命是为了自由。阿伦特说,自由才是衡量革命的唯一标准(《论革命》)。她说的革命,太干净,一不能沾暴力,二不能沾专制,这样的革命哪儿找?

现在的世界,革命革伤了,革命革怕了。大家都说,英国革命好,美国革命更好,法国革命糟,俄国革命更糟。美国远离欧洲大陆,自然资源,得天独厚,白人畜奴,有人替他们干苦活,独立之后,什么君权教权、阶级矛盾,全都可以绕过去,多好。但这是特例,全世界没有第二家。

阿伦特说,革命不是造反叛乱、以暴易暴,而是秩序的重建:法国革命,无法无天,革命革到不自由,不如美国;美国学英国,光荣革命不流血,先为自由立规矩(与保守势力妥协),所以没有混乱,没有导致新专制。这是先自由,再解放。她甚至从语源上考证,革命的本义就是复辟(《论革命》)。一句话,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才是真革命。

有趣的是,中国的革命之父孙中山说,中国革命是因为自由太多。庄士敦(溥仪的英国老师)闻之,大惑不解(《紫禁城下的黄昏》)。他为什么不解?就是因为有上面的定义。

孙中山说的自由,是清室逊位后,中国面临的权力真空和无政府状态。在他看来,没有权威,不能结束这种混乱局面。我国的革命,用阿伦特的标准衡量,肯定最糟。但即使这样的革命,也是追求新秩序。

(七)中国革命是为了救亡图存。

革命,求自由而得专制,是很多人害怕革命、远离革命的原因。但真正的革命和战争类似。没有高度集权(哪怕是由议会授权),就没有战争。没有高度集权,也没有革命。不流血的革命,就像不流血的战争,好是好,就是太少(认真讲,是根本没有)。

权力集中就一定不好吗?答案似乎很肯定。其实,资本主义国家的战时体制,福利国家的计划体制,社会主义国家的镇压敌对势力,不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和权威主义,大部分都与战争和革命有关。它们各自有各自的理由。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环境,把所有的集权都搅成一锅粥,统称为极权主义,特别是等同于法西斯主义。

中国革命,是为了救亡图存(西方统称为"民族主义",他们的逻辑是,义和团是"民族主义",八国联军才是"国际主义")。虽然在欧洲革命的谱系中,这种革命没有位置,流血太多,代价太大,但统而观之,通而观之,仍然很伟大。这不是国共两党哪一个人的功过问题,而是这个民族的功过问题,整个上一代人的功过问题(功过往往在一块儿,人不是蛋糕,没法拿刀切)。

(八)中国革命,不容诋毁。

当年,参加中国革命的人有个共同体会,让他们刻骨铭心:西方列强一向操纵落后国家的政变和内战(今天也如此,特别是美国)。它们支持的都是"弱国中的强者",认定强者才能代表利益和秩序。这是西方列强的游戏规则。强者经常换,但几乎毫无例外,全是各国的保守势力。

革命的老师并不支持中国革命。

中国革命为什么会"一边倒",道理很简单:北伐,只有苏联支持;抗日,最初也只有苏联支持。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一年,长达四年,英、美都在看热闹。

早在抗战胜利前,美国就已看出国民党的腐败(他们考察过延安,有对比)。战后,机会均等,命运的天平更倾向国民党,但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自己丢了天下,为什么?

一九五○年,自由主义作家林语堂曾抱怨,"为什么苏俄在亚洲有能干而有效的工具为他们服务,而美国却只有像蒋、李承晚和菲律宾总统这类s.o.b.(狗崽子,sonof bitch的缩写)合作?这是本世纪最大的谜团"。

其实,这不是什么谜团。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自由世界"的代理人,他们代表的并不是本国的民主,而是强国在海外的利益。从巴蒂斯塔、吴庭艳到本·拉登和萨达姆,向来如此。我们还没有发现过另一种解读。

二十一世纪,时光逆转,历史倒读,好像什么都可以翻案,但中国革命的案不能翻。

中国革命,不管是谁,不管他们的意识形态如何,所有人的愿望有共同指向,一是摆脱列强瓜分,二是结束四分五裂。先解决挨打,再解决挨饿,其他问题慢慢来。

人民英雄纪念碑还巍然耸立在天安门广场。一百年来,所有为中国革命捐躯的烈士(从秋瑾到江姐)永垂不朽!

二○○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来源:《读书》 2008年第9期 更多内容请访问>三思岛 SSSd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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