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凌：乾隆时期的文字狱及其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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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刘罗锅》截图

一

清王朝第四位皇帝爱新觉罗·弘历，生于1711年，卒于1799年；1735年即帝位，翌年改年号乾隆，1796年让位于其子颙琰 （是为嘉庆帝），乾隆自称太上皇。1799年去世，享年八十九岁，在位六十年，加上三年多的太上皇，乾隆可称是中国历史上享寿最长、在位时间也最长的皇帝了。

乾隆承乃祖康熙、乃父雍正的余绪，仗全盛的国力，平定边疆，自喜建立“十大武功”，自诩“十全老人”，为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他在位期间，社会尚称安定，经济也有一定发展，所谓“康乾盛世”，发展到乾隆中叶达到了顶点。

文坛上关于乾隆的书籍、文章很多，特别是近年来类似《戏说乾隆》、《还珠格格》一类的电视剧广泛传播，把乾隆描写成为一个开明宽厚、和蔼慈祥、风流潇洒的皇帝。而对乾隆的另一面，即文字狱的残酷的一面却很少涉及。电视剧《宰相刘锣锅》提到一点，但画面很短，没有给观众以深刻的印象。这些虽然名是“戏说”，或者标明“不是历史”，但因电视剧以其曲折动人的故事深入家家户户，长期耳濡目染，一般观众对历史上真实的乾隆得不到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乾隆自称“朕一书生皇帝耳”，这是不错的。他自幼聪明伶俐，六岁就学，在名儒指导下，他饱读经书，过目成诵，以此深得乃祖康熙的钟爱。康熙临终前曾对大学士马齐说：“第四子雍亲王胤禛最贤，我死后当为嗣皇。胤禛第二子（按即弘历）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康熙弥留之际，已把大清江山托付给了胤禛（即后来的雍正）和爱孙弘历了。

乾隆性好文学，自谓“平生结集最于诗”，一生写诗四万余首，可称亘古以来产量最高的一人。其书法宗赵孟頫而有变化，自成一体，现留墨迹之多，亦居历代帝王之冠。可惜的是，这样一个有才情好学习的皇帝，并未以其识见主要用于弘扬文化学术，却因为本人就是行家里手，而又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怀着偏私狭窄的心理，多以疑虑猜测同时代的文人和作品，他的高文化素养和学术造诣，恰成为摧残文化学术的武器，锻炼了大量文字狱。据统计，乾隆时期文字狱一百三十多起，超过了顺治、康熙和雍正时期的文字狱的总和。其捕风捉影之荒唐，株连之广泛，处理之严酷，也超过了乃祖和乃父。

二

１．孙嘉淦伪奏稿案

乾隆十五年，社会上流传所谓孙嘉淦伪奏稿。孙曾官至部尚书，署翰林院学士，生性耿直，敢于犯颜直谏，很有社会声望。因此有人冒其名写奏稿，指责乾隆“五不解十大过”（据后来所传，说奏稿主要内容是批评乾隆南巡扰民，奢侈浪费和奖罚不公等）。乾隆大怒，说：“此案文诬谤朕躬，全属虚捏。”他命令负责追查此案的侍郎钱陈群“不得存稿，若欲留以取巧沽名，将来别经发现，并尔子将不保首领”。他下令各省巡抚各级官员严查伪稿炮制者和传布者。至同年十一月，仅四川就逮捕了疑犯二百八十多人。山东曾发现伪奏稿，山东巡抚认为“毋庸深究”，被乾隆革职查办；御史书成上疏委婉提出劝阻，说此案旷日持久，“株连终所难免”，恳将现在人犯悉行免释。乾隆读后勃然大怒，连降二道谕旨申斥为“丧心病狂之言”，书成遭革职服苦役处分。自此无人敢谏。

在连续追查过程中，“情伪百出，有挟仇诬报者，有受嘱开脱者，有畏刑伪承者，甚至教供串供，附会迁就，株连扰累”。总之，因此案弄得人心惶惶。乾隆十七年十二月，江西巡抚鄂昌奏报长淮千总卢鲁生父子传抄伪稿；逾月，军机大臣在刑讯诱供中得知南昌守备刘时达父子同谋。乾隆十八年三月，卢鲁生被凌迟，刘时达等俱定秋后裁决，亲属照便连坐。办案和审讯不力的大员如江西巡抚鄂昌、按察使丁适让、知府戚振鹭等俱被革职拿问，交刑部论罪；连两江总督喀尔吉善、漕运总督瑚宝也被革职问罪。

其实此案疑点很多，证据不足，卢的供词前后矛盾，他说伪稿是刘时达所给，但二人并未对质，又无其他证据，即匆匆将刘凌迟处死。负责审理此案的官员因怕担“不力”的罪名，所以即使罪证不足，也匆匆定案。乾隆虽未加罪孙嘉淦，但孙吓得终日心惊肉跳，而面对身边哭泣的妻儿，自悔以前不该耿直敢奏，致使别人冒自己的名字写伪奏稿，惹今日之祸。乾隆十八年，孙惊俱而死。在文字狱的腥风血雨中，正气与傲骨俱丧，敢于直言的人就更少了。

２． 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

胡中藻，进士出身，曾任翰林院学士及广西学政等职，著有《坚磨生诗钞》等。乾隆十八年，有人将此书送乾隆处告发，乾隆阅后大怒，认为是“悖逆多端”，下令给当时的广西巡抚哲治：“汝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唱和诗文并一切恶迹严行察出速奏。稍有姑罔，与汝身家性命有关。查出即行密封差人驰驿送京，慎之，密之。”语气如此之重，可见乾隆的恼怒程度。他从《坚磨生诗钞》中挑出“悖逆诋讪怨望”之词，如胡的诗中有“一世无日月”、“一把心肠论浊清”等句，日月合写为“明”字，乾隆即认为胡是有意复明，“加浊字放在国号（清）之上，是何肺腑？”胡诗中还有“老佛如今无病痛，朝门闻说不开开。”乾隆认为“老佛”是对自己的诅咒，并讽刺自己不问政事；胡诗中“穆王车驾走不停”，乾隆认为这是讽刺他多次南巡；胡诗吊孝贤皇后（乾隆的妻子）有“其夫我又属，妻皆母道之”。乾隆认为以夫妻称帝、后，“丧心病狂一致于此，是岂可容者”，意即为天地所不容。据此推断，整部诗集就成为有意识、有系统的反清的书。他指出此书“种种悖逆，不可悉数”。他还追查群臣的责任：“朕见其诗，已经多年。”意谓必有明于大义之人待其参奏，而在廷诸人及言官中并无一人参奏，足见相习成风，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之诛查嗣庭”，如此天威震怒，杀气腾腾，群臣以后就只能捕风捉影，吹毛求疵，文字狱更加泛滥。

胡中藻案又引发鄂昌案。鄂昌，是已故大臣鄂尔泰的侄子，满族人，历任广西及甘肃巡抚。由于胡是鄂尔泰的门生，鄂昌和胡论世谊，诗文唱和，这在当时是常有的事。但乾隆却申斥鄂昌身为满洲人，“世受国恩，乃任广西巡抚时，见胡中藻悖逆诗词不但不知愤恨，且与之反复唱和，实为丧心病狂之尤”。在搜查胡、鄂两家的诗文信札时，发现鄂昌的诗《塞上吟》中，称蒙古人为胡儿。乾隆又批：满、蒙本属一体，称蒙古人为胡儿，“此与自加诋毁何异，非忘本而何？”

定案是：胡中藻斩首，鄂昌赐自尽，鄂尔泰的神位也被逐出贤良祠。乾隆对此案大张旗鼓地渲染，同时又传谕八旗，警戒满族人应保持尚武传统，不得沾染汉人诗词习俗，玩物丧志，云云。在中国历代皇帝中，康熙、乾隆的汉文化水平之高，应居前列，而乾隆内心对汉文化却是如此畏惧，令人难解。

３． 王锡侯《字贯》案

王锡侯，江西新昌（今宜丰）人，中举后九次会试都落榜，从此心灰意冷，专事著述。他深感《康熙字典》查检、识记都不容易，于是用数年功夫，编了一部《字贯》，于乾隆四十年刊成。他曾因祖坟纠纷与族人王泷南结仇。王泷南据《字贯》一书告发王锡侯，说他私自删改《康熙字典》，贬毁圣祖。其实这完全是挟嫌诬告。乾隆一看，该书的《提要·凡例》中有一则教人怎样避讳，即凡有康熙帝名玄烨、雍正帝名胤禛、乾隆帝名弘历等字样时，如何改写避讳。作者所教的避讳方法完全按官方规定，行文中不得不出现的诸帝人名字样时，都用了缺笔处理，以示敬逊。可是乾隆还认为该书没有用更严格的避讳方法，勃然大怒，认为此实“大逆不道……罪不容诛”。王锡侯被斩立决，其妻、媳、幼童等配给功臣家为奴。江西巡抚满人海成，当初在接到王泷南的控告后，立即上报“拟革除王锡侯的举人功名”，乾隆认为海成判得太轻，“有眼无珠”，被革职治罪。这个满洲大吏以前曾因查缴禁书八百余部，为各省巡抚作出榜样，得到主子嘉奖。如今一着不慎，便落为阶下囚。从此以后，各省巡抚及各级官员，对于这类案件就更加刻意苛求，吹毛求疵，以拟具处理意见时宁严勿宽，宁枉勿纵，以免被皇帝处罚。

４． 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

徐为江苏东台县举人，生于康熙中叶，卒于乾隆二十八年左右，生前著有《一柱楼诗集》，死后十多年，即乾隆四十三年，却被仇家蔡嘉树告发，子孙因而获罪。该诗集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与‘胡儿’谐音）搁半边”、“清风不识字，何得乱翻书”、“重明敢谓天无意”、“江北久无干净土”等句都被认为是“叛逆之词”，说“壶儿”诗讽刺满人，“清风”一句是指满人没有文化；诗集中还有两句“明朝期振翻，一举去清都”。“明朝”二字本来是指第二天早晨的意思，非常清楚，而乾隆偏说是指明代，因此这两句诗就说成是怀念明朝，等等。最后乾隆判决：徐及其子徐怀祖已死，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徐的子孙徐食田、徐述书虽然是自己携书自首的，但仍以收藏“逆诗”罪论斩（这说明自首也不能减免罪）；负责校对此书的徐首发、徐成濯兄弟二人的名字合起来是“首发成濯”四字。根据《孟子》“牛山之木，若彼濯濯，草木凋落也”，乾隆遂认为此二人名字是“诋毁本朝剃发之制”，以大逆不道之罪处死。

此前，江苏省布政使陶易曾接到蔡嘉树的告发，陶认为蔡是挟嫌倾陷，命其幕友陆琰拟文把此案移交扬州府查办。案发后，乾隆对如此处理异常震怒，陶被押解到京，被判斩监候，不久瘐死狱中。陆亦被判斩监候，秋后处决。徐的家属被配发边远地区服苦役。曾为徐的诗文作跋的，被认为办案不力的毛澄和谢昆等人或被杖一百，或革职，流放三千里。

５． 石卓槐《芥圃诗钞》案

石卓槐，湖北黄梅县监生，在其《芥圃诗钞》中，有“大道日已没，谁与相维持”等句，被仇家徐光济告发，乾隆批道：“大清主宰天下，焉有大道没落之理？又焉用别人维持？”于是乾隆四十五年，石被凌迟处死，其家属按律例株连，被认为是办案不力的官员也被革职流放。

６． 程明湮读史书批注案

乾隆四十六年，湖北孝感县生员程明湮在读《后汉书·赵壹传》中的五言诗“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后，批下“古今同慨”四字，被人告发，判斩立决。

７． 魏塾读《徙戎论》批注案

山东省寿光县民魏塾读史时，对一千多年前晋代大夫江统写的《徙戎论》作了一些批注。《徙戎论》针对当时原居住西北的羌、氐族逐渐迁入中原的情况，建议迁徙他们回原处，使“戎晋不杂，各得其所”。此议未被晋政权采纳。魏塾对此加批语，说那时“在朝诸官俱是驽才猪眼，不用江统之论，遂酿成五胡之灾”。经人告发，乾隆认为五胡、戎狄是映射清朝。魏塾被斩立决。从这两案例看来，不独写诗文可能被认为是反对清朝，即使是读诗书写几句感想批注，也可能有罪。

８． 祝庭诤《续三字经》案

江西省德兴县有祝氏家族，因田产纠纷，祝平章挟嫌告发其族兄祝侠家藏乃祖祝庭诤所著《续三字经》有“悖逆”语，经官府查抄，发现该书内“于帝王兴废，尤且大加诽谤”，如写元朝有这样几句：“发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这本是祝庭诤老人为教儿孙识字并知道点简明历史而写的手抄稿，并未流传。此时却被认为是借写元朝影射清朝，“明系隐寓诋谤”，结果已故的祝庭诤被开棺戮尸，祝侠及其十六岁以上的子孙均被斩立决，有关人员也被株连。

９． 戴移孝《碧落后人诗集》案

乾隆四十四年，安徽的戴世道被人告发其曾祖戴移孝所著《碧落后人诗集》和他的祖父戴昆所著《约亭遗诗》中有“悖逆”诗句，如“长明宁易得”，“短发支长恨”，“且去从人卜太平”等句，被认为是怀念明朝，咒骂本朝强迫剃发。“卜太平”一句被认为是“暗指今日不太平，不然何用卜乎”？就这样，戴移孝、戴昆虽死去数十年，仍被开棺戮尸，其孙戴世道受祖先之累被斩，其子侄多人亦被斩监候，秋后处决，妻等被没为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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